李賢，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母武則天，生於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前往昭陵的路上。
永徽六年，李賢封潞王，龍朔元年改封沛王，咸亨三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調露二年八月因私藏皁甲數百領，被廢爲庶人。武后文明元年，被迫自盡，追封雍王。唐中宗神龍年間陪葬乾陵，唐睿宗時追贈爲章懷太子。
從李賢的生平履歷來看，直到上元二年太子李弘病逝，他才正式登上了儲君之位。然而，李賢享有皇太子的權力真的只是從上元二年纔開始嗎？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爲早在龍朔元年，唐高宗就在逐步奠定李賢的“準太子”地位了。爲什麼會這麼說呢？請看下面一則史料：
（龍朔元年六月）壬子，徙封潞王賢爲沛王。是日，以雍州牧、幽州都督、沛王賢爲揚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牧如故。……是日，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並諸親三等已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彩等各有差。（《舊唐書·高宗本紀》）
龍朔元年六月，李賢從潞王改封沛王，同時在任職雍州牧、幽州都督的基礎上，又加封了揚州都督、左武候大將軍一系列官職——這些職位並不需要李賢親領，而是作爲一種榮寵加諸其身。
這次改封除了進一步證明李賢的得寵外，其實原本沒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然而唐高宗卻藉此之際做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舉動，那就是讓朝中部分重臣與親眷前去沛王府拜見李賢，向李賢道賀。
查遍兩唐書及相關史料就可以發現，按照唐制，只有皇太子纔有資格在元正、冬至接受羣臣的朝賀，其他皇子哪怕是正式冊封爲親王的，都沒有這份待遇。而龍朔元年這一次拜謁沛王，雖然說起來並非朝中文武百官全數出動，但“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並諸親三等已上”，這樣的手筆顯然也非同小可，尤其是在當時朝中已有正牌太子的情況下，居然還如此興師動衆，就爲了給一個年僅六週歲的、改封的親王道賀。
唐高宗的這一舉動，不得不令人深思是否另有含義，尤其是咸亨二年又發生了一系列事情，就更加肯定唐高宗此舉的背後別有深意。那麼咸亨二年發生了什麼事呢？
話說咸亨二年正月，唐高宗駕幸東都洛陽，令太子李弘留京監國，並讓戴至德、張文瓘等人從旁輔佐。這本來是皇帝巡幸時的常規操作，但是因爲李弘一直在生病，所以原本該由太子決斷的庶務便由戴至德等人處理。
看到這裏，一切都還在常理之中，然而令人陡然生疑的是，號稱“多疾病”的李弘卻有體力在幽寂的深宮裏閒逛，由此發現了蕭淑妃的兩個女兒已經20多歲了，還幽閉在後宮沒有出嫁。爾後更加令人疑竇叢生的是，“病”得都沒法自己處理政事的李弘，居然還有精力爲兩個異母姐姐請命，請求唐高宗冊封其爲公主並准許她們出宮嫁人。
如果李弘當真纏綿病榻，又何來機會在深宮閒逛併爲庶姐請命？可如果李弘並沒有病到不能理政的地步，爲什麼不能親自處理政事，而是一切庶務都只能決斷於臣子之手呢？
這些疑問暫且按下不表，可以先看看唐高宗對李弘爲蕭淑妃二女請命的反應是什麼。
根據史書記載，唐高宗爽快地准許了李弘的請求，將蕭淑妃的兩個女兒分別冊封爲義陽公主與宣城公主，並擇日出嫁。隨後五月十三日就下了詔書：尚書省除了任免官員、廢置州縣及兵馬調動這些大事外，其他的事務均交由沛王李賢裁決。
如果說龍朔元年唐高宗令部分重臣前去拜謁李賢，只是從形式上提高李賢非同一般親王的地位，那麼咸亨二年的這份詔書，可以說是直接賦予了李賢部分太子的實權，因爲這些實權本屬於皇太子才能行使。
此詔一下，可謂是幾家歡喜幾家愁。歡喜的是李賢，他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提升，擁有了一部分太子實權後，儼然達到了“準太子”的級別。愁的自然是李弘，本來就被唐高宗以“多疾病”爲由，剝奪了處理庶務的機會，現在更好，連太子的權力都被親弟弟給名正言順地分走了。
那麼唐高宗爲何要如此擡舉李賢，打壓李弘呢？究其原因，應當有二：
第一，唐高宗更加寵愛李賢而非李弘。
別看後來李弘病死後，唐高宗又是老淚縱橫地親自寫哀冊文，又是痛心疾首地說什麼“朕方欲禪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活脫脫一副父慈子孝的模樣，然而揭破看似風光的表面文章，事實總是那麼殘酷無情。
唐高宗之所以追封李賢爲孝敬皇帝，不過是爲了給自己擋災而已。就在李弘病逝前不久，天象接連出現“熒惑犯房”“日色如赭”等不祥之兆，在生產力低下的封建社會里，這種天象的異變往往意味着帝王有駕崩的危險，一直爲統治階級所忌憚。所以北魏神龜元年發生了月食，胡太后唯恐這預示着自己會遭遇不測，當即下令處死皇太后高英，用她來爲自己擋災。
而上元二年天象連連有異，唐高宗自然不敢掉以輕心，恰逢李弘病逝，於是便採取追封兒子爲帝的方式來化解這一次的危機。
且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唐高宗賜給李弘的諡號爲“孝敬”，即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即便已經身死魂滅了，李弘都要還爲父親擋去天象所預示的災禍，可不就是慈惠愛親、死不忘君麼！
至於李弘早逝後因爲無子而香火斷絕，唐高宗本人對此毫無表示，直到他駕崩後武后臨朝稱制了，這纔將李隆基過繼到李弘膝下以繼承香火。李弘的岳父裴居道在唐高宗活着時沒有晉封，直到武后臨朝，才因爲女兒是太子妃的緣故被提拔爲內史納言。更有甚者，李弘剛在合璧宮嚥氣，唐高宗當天就起駕離開了合璧宮。
就更不必抱着李弘被唐高宗追封爲皇帝一事吹噓了，這種父親追封兒子的事例雖然少見，但不等於沒有，更不等於唐高宗的這個舉動前無古人。事實上早在春秋戰國時期，秦文公就給自己的兒子開了先例，讓這個歷史上連名字都不知道的秦國太子，在身後享受了歷史上第一位被父親追尊爲國君的哀榮。
所以還是那句話，別看廣告看療效。如此種種，已經足可見唐高宗對李弘所謂的愛子情深到底有幾分真心了，唐高宗表演得再多，甚至都不如武后一個過繼的舉動來得實在。
第二，李弘作爲太子卻一直沒有子嗣。
太子作爲國本，固然重要，可如果太子沒有子嗣，那國本也是會有所動搖的。
唐朝的太子體弱多病者不在少數，李弘並非頭一例。唐太宗的第一任太子李承乾曾幾度病重過，就連唐高宗本人也是自幼患有頭風等疾病，以至於唐太宗徵遼時因爲連着兩次沒及時收到寶貝兒子的回信，以爲他是頭風病發了，擔心得不行。
但無論是李承乾還是唐高宗，都是早早就有了子嗣。李承乾十六歲時就有兒子了，唐高宗十五歲時就有了長子李忠，唯獨李弘，直到二十三歲病逝都沒能留個後代。作爲家裏當真有皇位要繼承的人，卻偏偏沒子嗣，唐高宗能放心將整個大唐王朝交到這個兒子手裏嗎？
所以重重顧慮之下，唐高宗自然不能將自己的期望只侷限於李弘身上，而是早早就爲其準備好了接班人。
也正因爲唐高宗做好了兩手準備，於是便出現了上文提到的情形：李弘明明沒有病重，卻被限制了各種權力。其中原因並不難理解，既然李弘很有可能坐不穩太子之位，那麼需要鍛鍊安邦治國能力的就不再是李弘一個人，還有他的胞弟李賢。
作爲佐證，時任太子典膳丞的邢文偉就曾因爲李弘不怎麼跟東宮大臣接觸，更不怎麼商談政事而上書勸諫過。李弘對此給出的解釋則是自己身體不好，所以得到了唐高宗的特許，不必經常上朝，也不必花費太多的精力在學習上。
李弘的解釋，乍一看似乎也說得通，然而正所謂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經歷過類似情形的還有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
同樣有一個體弱多病的兒子，同樣怕兒子太勞累，唐太宗卻特意安排了李百藥、孔穎達等人爲李承乾侍講，評論古事。
那麼問題就來了，如果李弘真的多病，唐高宗爲什麼不安排專門的人爲李弘侍講？如果李弘真的因爲身體羸弱不能接見外臣，那麼邢文偉作爲東宮頗爲重要的臣子，爲什麼不知道這回事？
而李承乾與李弘都體弱多病，卻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正是他們在父親心中地位不同的體現。
也正因爲唐高宗對李弘所謂的疼愛不過都是些流於表面形式的舉動，所以每逢關鍵時刻，便能切實感受他對李弘的涼薄態度。
唐高宗當然不會明說對李弘早已放棄了，然而細心的人並不難從史書的蛛絲馬跡中發現，唐高宗對李弘的冷落與打壓，早在龍朔元年就開始了。於是這纔有了太子李弘還活着，“準太子”李賢卻已閃亮登場的場景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