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字明允，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母武则天，生于永徽五年十二月戊午，前往昭陵的路上。
永徽六年，李贤封潞王，龙朔元年改封沛王，咸亨三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调露二年八月因私藏皂甲数百领，被废为庶人。武后文明元年，被迫自尽，追封雍王。唐中宗神龙年间陪葬乾陵，唐睿宗时追赠为章怀太子。
从李贤的生平履历来看，直到上元二年太子李弘病逝，他才正式登上了储君之位。然而，李贤享有皇太子的权力真的只是从上元二年才开始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因为早在龙朔元年，唐高宗就在逐步奠定李贤的“准太子”地位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请看下面一则史料：
（龙朔元年六月）壬子，徙封潞王贤为沛王。是日，以雍州牧、幽州都督、沛王贤为扬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牧如故。……是日，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已上，并诣沛王宅设宴礼，奏《九部乐》。礼毕，赐帛杂彩等各有差。（《旧唐书·高宗本纪》）
龙朔元年六月，李贤从潞王改封沛王，同时在任职雍州牧、幽州都督的基础上，又加封了扬州都督、左武候大将军一系列官职——这些职位并不需要李贤亲领，而是作为一种荣宠加诸其身。
这次改封除了进一步证明李贤的得宠外，其实原本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然而唐高宗却借此之际做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举动，那就是让朝中部分重臣与亲眷前去沛王府拜见李贤，向李贤道贺。
查遍两唐书及相关史料就可以发现，按照唐制，只有皇太子才有资格在元正、冬至接受群臣的朝贺，其他皇子哪怕是正式册封为亲王的，都没有这份待遇。而龙朔元年这一次拜谒沛王，虽然说起来并非朝中文武百官全数出动，但“中书门下五品已上诸司长官、尚书省侍郎并诸亲三等已上”，这样的手笔显然也非同小可，尤其是在当时朝中已有正牌太子的情况下，居然还如此兴师动众，就为了给一个年仅六周岁的、改封的亲王道贺。
唐高宗的这一举动，不得不令人深思是否另有含义，尤其是咸亨二年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就更加肯定唐高宗此举的背后别有深意。那么咸亨二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话说咸亨二年正月，唐高宗驾幸东都洛阳，令太子李弘留京监国，并让戴至德、张文瓘等人从旁辅佐。这本来是皇帝巡幸时的常规操作，但是因为李弘一直在生病，所以原本该由太子决断的庶务便由戴至德等人处理。
看到这里，一切都还在常理之中，然而令人陡然生疑的是，号称“多疾病”的李弘却有体力在幽寂的深宫里闲逛，由此发现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已经20多岁了，还幽闭在后宫没有出嫁。尔后更加令人疑窦丛生的是，“病”得都没法自己处理政事的李弘，居然还有精力为两个异母姐姐请命，请求唐高宗册封其为公主并准许她们出宫嫁人。
如果李弘当真缠绵病榻，又何来机会在深宫闲逛并为庶姐请命？可如果李弘并没有病到不能理政的地步，为什么不能亲自处理政事，而是一切庶务都只能决断于臣子之手呢？
这些疑问暂且按下不表，可以先看看唐高宗对李弘为萧淑妃二女请命的反应是什么。
根据史书记载，唐高宗爽快地准许了李弘的请求，将萧淑妃的两个女儿分别册封为义阳公主与宣城公主，并择日出嫁。随后五月十三日就下了诏书：尚书省除了任免官员、废置州县及兵马调动这些大事外，其他的事务均交由沛王李贤裁决。
如果说龙朔元年唐高宗令部分重臣前去拜谒李贤，只是从形式上提高李贤非同一般亲王的地位，那么咸亨二年的这份诏书，可以说是直接赋予了李贤部分太子的实权，因为这些实权本属于皇太子才能行使。
此诏一下，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欢喜的是李贤，他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拥有了一部分太子实权后，俨然达到了“准太子”的级别。愁的自然是李弘，本来就被唐高宗以“多疾病”为由，剥夺了处理庶务的机会，现在更好，连太子的权力都被亲弟弟给名正言顺地分走了。
那么唐高宗为何要如此擡举李贤，打压李弘呢？究其原因，应当有二：
第一，唐高宗更加宠爱李贤而非李弘。
别看后来李弘病死后，唐高宗又是老泪纵横地亲自写哀册文，又是痛心疾首地说什么“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活脱脱一副父慈子孝的模样，然而揭破看似风光的表面文章，事实总是那么残酷无情。
唐高宗之所以追封李贤为孝敬皇帝，不过是为了给自己挡灾而已。就在李弘病逝前不久，天象接连出现“荧惑犯房”“日色如赭”等不祥之兆，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里，这种天象的异变往往意味着帝王有驾崩的危险，一直为统治阶级所忌惮。所以北魏神龟元年发生了月食，胡太后唯恐这预示着自己会遭遇不测，当即下令处死皇太后高英，用她来为自己挡灾。
而上元二年天象连连有异，唐高宗自然不敢掉以轻心，恰逢李弘病逝，于是便采取追封儿子为帝的方式来化解这一次的危机。
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唐高宗赐给李弘的谥号为“孝敬”，即慈惠爱亲曰“孝”，死不忘君曰“敬”——即便已经身死魂灭了，李弘都要还为父亲挡去天象所预示的灾祸，可不就是慈惠爱亲、死不忘君么！
至于李弘早逝后因为无子而香火断绝，唐高宗本人对此毫无表示，直到他驾崩后武后临朝称制了，这才将李隆基过继到李弘膝下以继承香火。李弘的岳父裴居道在唐高宗活着时没有晋封，直到武后临朝，才因为女儿是太子妃的缘故被提拔为内史纳言。更有甚者，李弘刚在合璧宫咽气，唐高宗当天就起驾离开了合璧宫。
就更不必抱着李弘被唐高宗追封为皇帝一事吹嘘了，这种父亲追封儿子的事例虽然少见，但不等于没有，更不等于唐高宗的这个举动前无古人。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文公就给自己的儿子开了先例，让这个历史上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秦国太子，在身后享受了历史上第一位被父亲追尊为国君的哀荣。
所以还是那句话，别看广告看疗效。如此种种，已经足可见唐高宗对李弘所谓的爱子情深到底有几分真心了，唐高宗表演得再多，甚至都不如武后一个过继的举动来得实在。
第二，李弘作为太子却一直没有子嗣。
太子作为国本，固然重要，可如果太子没有子嗣，那国本也是会有所动摇的。
唐朝的太子体弱多病者不在少数，李弘并非头一例。唐太宗的第一任太子李承干曾几度病重过，就连唐高宗本人也是自幼患有头风等疾病，以至于唐太宗征辽时因为连着两次没及时收到宝贝儿子的回信，以为他是头风病发了，担心得不行。
但无论是李承干还是唐高宗，都是早早就有了子嗣。李承干十六岁时就有儿子了，唐高宗十五岁时就有了长子李忠，唯独李弘，直到二十三岁病逝都没能留个后代。作为家里当真有皇位要继承的人，却偏偏没子嗣，唐高宗能放心将整个大唐王朝交到这个儿子手里吗？
所以重重顾虑之下，唐高宗自然不能将自己的期望只局限于李弘身上，而是早早就为其准备好了接班人。
也正因为唐高宗做好了两手准备，于是便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情形：李弘明明没有病重，却被限制了各种权力。其中原因并不难理解，既然李弘很有可能坐不稳太子之位，那么需要锻炼安邦治国能力的就不再是李弘一个人，还有他的胞弟李贤。
作为佐证，时任太子典膳丞的邢文伟就曾因为李弘不怎么跟东宫大臣接触，更不怎么商谈政事而上书劝谏过。李弘对此给出的解释则是自己身体不好，所以得到了唐高宗的特许，不必经常上朝，也不必花费太多的精力在学习上。
李弘的解释，乍一看似乎也说得通，然而正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经历过类似情形的还有唐太宗的太子李承干。
同样有一个体弱多病的儿子，同样怕儿子太劳累，唐太宗却特意安排了李百药、孔颖达等人为李承干侍讲，评论古事。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李弘真的多病，唐高宗为什么不安排专门的人为李弘侍讲？如果李弘真的因为身体羸弱不能接见外臣，那么邢文伟作为东宫颇为重要的臣子，为什么不知道这回事？
而李承干与李弘都体弱多病，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正是他们在父亲心中地位不同的体现。
也正因为唐高宗对李弘所谓的疼爱不过都是些流于表面形式的举动，所以每逢关键时刻，便能切实感受他对李弘的凉薄态度。
唐高宗当然不会明说对李弘早已放弃了，然而细心的人并不难从史书的蛛丝马迹中发现，唐高宗对李弘的冷落与打压，早在龙朔元年就开始了。于是这才有了太子李弘还活着，“准太子”李贤却已闪亮登场的场景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