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徘徊在十字路口。既看到俄國的“惡”，也想改變現狀，可是反對暴力，認爲以暴力同惡鬥爭，將會使惡增加，因爲在他看來，任何的暴力都是“惡”。他把俄國看成一片“泥濘”，自己面臨的抉擇是“沿着這片泥濘往上爬或是繞彎走……”。他選的是繞彎走，即“哲學（不是研究，而是來自荒唐的真正內心的要求）、宗教和藝術”。在一封信裏他寫道：“……在俄國全是醜惡、醜惡、醜惡。……幸而還有生路，這就是精神的世界，藝術的、詩的和愛戀的世界。這裏沒有警察局長，沒有管事，誰也不會打擾我。”
2.藝術的、詩的和愛戀的世界，再加上大自然，就是他這幾年創作的主要領域。如果說《阿爾貝特》遁入藝術，那麼《三死》便是遁入自然。固然，《三死》也不乏批判因素，如其中描寫貴族太太的虛僞做作。然而在作家看來，越接近自然就越是幸福，因此，樹木之死比農民之死還要安詳些。
3.安德烈與利已主義無緣，卻是強烈的個人主義者；他只爲功名心而“活着”。後來在奧斯特利茨戰役中他負傷仰臥戰場時，高遠無垠的天空使他省悟到一切都是“空虛”和“欺騙”，而在這長空的背景上他看到心目中的英雄拿破崙、並意識到他的渺小，自己的功名心也隨之幻滅了。他的夫人麗莎之死使他初步意識到自己的冷漠寡情和自己對他人應有的責任感。因此不久他接受彼埃爾的忠告，要“矯正自己”，開始了內心生活的新的一頁。
4.但也正是從宗法制農民、亦即人民的立場出發，他嚴肅地指出：文藝“只供富裕階級開心”“就是賣淫”，文藝應該揭露統治階級的醜惡（“揭露的要求日益強烈”），文藝應該爲人民服務（“智力勞動者”享受體力勞動者的“物質食糧”，應償還“有益的”“精神食糧”），文藝不應“只是散發着懶散的思想感情”——這些論點無疑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5.在寫《戰爭與和平》時托爾斯泰說過：“俄羅斯的藝術思想不能放入這個（英國的）框架，而爲自己尋求新的框架。”他又進一步指出：《戰爭與和平》“這不是長篇小說、更不是敘事詩，更更不是歷史演義，”而是“作者希冀並又能夠在這種形式中加以表現、而且確實得到表現的東西”[ 81]，因爲《戰爭與和平》不是描寫某一事件，不能像一般長篇那樣“有開端，有不斷變化的興趣，以及幸運或不幸的收場……”[ 82] 作品寫的是整個民族的一個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是歷史事件的參與者無數人的追求和活動、思想和情緒、愛情友誼和生死存亡以及當時的社會風習，凡此種種，要求獨特的形式。
6.對於這種形式，一些研究稱之爲史詩兼小說。一位僑居國外的俄國批評家米爾斯基則明確地斷言該書“超越了小說的限制，完成了以前只有史詩才能完成的任務，它是有別於封閉性形式的一種開放性形式”。他還以比喻來說明這“開放性的形式”。他說：這是“因爲我們在觀察一條河從一處流到另一處時，我們會感到這條河並沒有從哪一點發源，也沒有在另一點停止。”[ 83] 易言之，就是這部小說是“無始無終”的。這正好與上面托爾斯泰說的沒有“開端”和“收場”相符合。
7.用羅曼· 羅蘭的話來說：“在一個巨大的浪潮消失了，下一個浪潮復起時結束全書。”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按原計劃，作家還要寫十二月黨人和1856 年，所以“最後那道敞開的門”也許是通向未寫成的另一長篇的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