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銀行劫案,畸形權力下的罪惡,一起無法被平反的冤假錯案 不速之客 兩次預演練習 曲折的調查

作者|小明說奇案

來源|小明說奇案(ID:xiaomingshuoqian)

1948年(昭和23年)1月2號。

一名男子冒充醫學博士,走進東京都豐島區的帝國銀行,打着駐日盟軍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的旗號,以有人感染痢疾並來過銀行活動爲由,讓銀行職員喫下預防藥物。

銀行職員們喫下藥物後,三分鐘內全部產生了劇烈的不良反應。

16名員工中,有12名不幸身亡。

事後證實他們喝下的液體是氰化物

男子作案成功後,只取走了16萬3410日元的現金和一張1萬7450日元的支票。

男子的作案過程和作案手法都很簡單,也沒有對面部進行遮擋。

嫌犯很快就被抓獲判刑,但直到生命結束,他都堅持認爲自己是無辜清白的。

這起案件在調查過程中,不僅遭到了駐日盟軍司令部(GHQ)和日本高層的干涉和阻撓,還涉及刑事逼供。

因此雖然結案,但卻仍存在大量疑點,這起案件也被普遍認爲是一起冤假錯案。

這起案件究竟有哪些不爲人知的祕密呢?

不速之客

1948年1月26號下午3點,東京都豐島區,帝國銀行椎(zhuī)名町分行結束了一天的營業,職員們正清點流水準備關門。

這時一箇中年男子突然走了進來。


他穿着白襯衫打着領帶,外面套一件棕色外套,腳上穿了一雙紅色橡膠鞋。左臂上帶着一個紅底黑字的袖章,上面寫着“防毒消毒員”

他來到櫃檯問了一句:

“分行長呢?”

這一天行長因爲腹瀉早退。行長代理吉田接待了他,並把他帶進了辦公室。

辦公室裏,男子遞給吉田一張名片,上面寫着:

“東京都衛生課並厚生省厚生部醫員醫學院博士”

日本的厚生省類似於我國人的社部與衛生部的結合體。

據吉田後來回憶,他被這頭銜給嚇住了,並沒有注意名片上的名字。

男子說:

在長崎2丁目的相田小太郎家門前水井附近,有四名人員集體染上感染赤痢(痢疾的一種),四名人員已經被警方隔離。GHQ的霍特克(ホートク)中尉也知道這件事,根據調查,有一個住在那所房子附近的人今天來過這家銀行。霍特克(ホートク)中尉即將前來指揮消毒班對銀行進行消毒,在消毒前,會請你們喫一些預防藥。

痢疾,以嚴重的腹瀉和發熱爲主要症狀,發病迅速,傳染性強。當時日本胃腸系統的傳染病肆虐,但還不存在痢疾的預防藥物。

二戰結束後,1945年8月15日到1952年4月28日,這段時間內,日本的國家權力被盟軍總司令部(GHQ),也就是美國控制。GHQ當時是凌駕於日本政府的最高權力機構,在日本民衆中有着極高的威嚴。

編輯搜圖

吉田聽信了男子的話把員工集中在一起。

男子從提包裏取出金屬藥盒,一瓶藥水和一個滴管。

他說:

“之所以在這之前請你們喫這種藥,是因爲這是一種比GHQ研製的更強的藥,是非常有效的藥。”

侍者拿來洗好的茶杯,並給每個職員面前都放了一個。

男子又說:

“這種藥物會對牙齒的釉質層造成損傷,所以我來告訴你們怎麼喫。請跟着我來做。有兩種藥,第一種藥服用後一分鐘左右,服用第二種藥。”

然後拿出120毫升裝的小瓶。將瓶中的液體用2毫升的滴管分兩次稱量,分成4~5毫升的量滴入碗中。

男子把舌頭放在門牙和下脣之間,把碗裏的液體倒入舌頭上,喝了進去。

此時在場的職員一共有16人,其中包括一名職員的妻子和一個八歲的孩子。

他們看到男子的行爲後,都一起按照他的方法喝了下去。

喝下藥水的職員們,身體很快有了反應,他們的喉嚨和胸口產生了強烈的灼燒感。

一分鐘後,他們很快喝下了第二種液體,希望緩解身體上的不適感。

在服用液體時,一些職員不慎將液體弄到了口腔中,便詢問男子是否可以去漱口。

男子回答可以,職員們爭先恐後地跑去廚房和浴室。


吉田漱口結束後回到辦公室,但一坐到座位上人就昏了過去。

喝下藥水的16名職員中,有10人當場遇害,其中包括那名8歲的孩子。

下午3點半男子離開銀行。他走之前把遞給吉田的名片和自己使用的碗具都收回帶走了,沒有留下任何證據。

男子離開時只拿走了出納員桌上的16萬4450日元現金,和一張面值1萬7450日元的支票。

而旁邊的出納股長的桌子上就有約41萬日元,其他桌子上也有8萬日元。金庫中也有35萬日元,而且當時正在清點當日流水,金庫的門是打開的。

男子在現場是有足夠的時間拿走這些錢的。


當時的大學畢業生的工資水平在每月4800日元左右。這樣一看,男子取走的錢金額並不算多。

下午4點,剩下6人中的村田正子恢復了意識,忍着劇痛爬到門外求救。

6人被救護車送往了聖母醫院,其中2人送往醫院的途中因搶救無效結束了生命。

根據東京大學和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的聯合解剖,結果表明職員們服下的液體爲氰化物。

在已發生的氰化物案件中,服用者幾乎都是服下後立即倒下的。

而男子讓職員們一分鐘後再服下第二種液體,說明他確定在一分鐘內沒有人倒下。

如果在一分鐘內有人倒下,其他人則會產生懷疑,甚至會造成場面混亂。男子的計劃就有可能會失敗。

事實也證明了男子的判斷。這說明男子對藥物的使用十分熟悉。

根據倖存的四人描述:

“男子年齡四十四,四十五歲左右,五官端正的,舉止溫和,有知識分子的風度,確實有一種醫療相關人員的感覺。”


日本警視廳在案發的第二天,也就是27號,成立了聯合調查總部,刑警部長藤田次郎成爲了該本部長,警視廳搜查2課的成智英雄警視擔任搜查組長,他們召集了轄區下101個警署的署長下令調查。

當天下午2點15分,一名男子來到安田銀行板橋支行,將那張面值1萬7450元的支票兌換成了現金。

據銀行職員回憶,這名男子戴着黑框眼鏡,年齡在40到50左右,對支票的兌換流程一竅不通,在銀行職員的提醒下才完成兌換,他在支票上留下的名字是“後藤豐治”,住址“板橋3-3661”

根據警方調查,名字和住址都是僞造的。

兩次預演練習

案件調查的第二天,日本警方查到了兩條重要線索。

原來在帝銀事件發生之前,東京就已經發生過兩起類似案件。

第一起案件發生在1947年10月14號,當天下午3點左右,一名衣着講究,儒雅隨和的男子走進了安田銀行荏原支行。

他找到行長渡邊忠吾,遞給他一張名片,上面寫着:

“厚生技官醫學博士松井蔚厚生省豫防局”

然後說:

“這附近小山3丁目的超市裏,有一個家庭染上痢疾,由此產生了集體痢疾,爲了消毒,他與GHQ的帕克中尉一起處理疫情,今天上午那個家庭中的人來過這家銀行,因此,必須消毒該銀行的全部成員、全部房間、全部現金。不管是錢還是賬簿,都要保持原樣。”

行長讓自己的職員小林去附近的警署覈實情況,確認是否有這件事。警署派了一個名叫飯田的警員去小山3丁目查看情況。

飯田通過調查沒有發現有痢疾發生,也沒有看見美軍的吉普車,他趕到銀行向行長說明了情況。

這名男子反而指責飯田:

“前往小山3丁目的消毒班的吉普車馬上來了,如果警察不知道這樣的事情,那就麻煩了。”

飯田警員爲了確認事實,再次前往小山3丁目進行調查。

此時渡邊行長也相信了男子的話,他把職員都集中在一起,並給每個人都分配了一個茶碗。

男子分別在他們的茶碗中滴了3滴液體。並且自己喝了其中一碗,一分鐘後又吃了第二種藥物。

銀行職員按照男子要求兩次喝下藥物。與帝銀事件不同的是,他們的身體沒有任何異常。

男子又在銀行裏呆了十分鐘,說了句“消毒班的人來的真慢啊,我去看看”後就離開了。

只把遞給行長的名片留在了現場。

大約15分鐘後,飯田返回銀行,他已經確認小山3丁目附近沒有疫情發生,也沒有吉普車出現。

此時他對這名男子已經產生了懷疑,但等回去後發現他已經走了。因爲沒有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所以警方也沒有深入追究。

第二起案件發生在1938年1月19號,也就是帝銀事件發生的前一週。

時間也是下午3點,地點是三菱銀行中井支行。

名片上的內容變成了“厚生省技官醫學博士山口二郎兼東京都防疫課”,發生疫情的地點變成了“銀行附近的井華礦業員工宿舍。”

男子說:

“我是從東京都衛生科來的,這附近的井華礦業員工宿舍發生了7人左右的集體痢疾。需要進駐軍開車來消毒,那裏的負責人大谷先生今天來過這家銀行存款。所以,無論是人還是現金、賬簿、各房間都必須進行消毒”。

小川行長讓手下職員調查,是否真有一個名叫大谷的人來存過款。

經過確認,確實有一個名叫大谷的人來存了60萬日元的支票,但他不是來自井華礦業員工宿舍。

小川行長問:

“這是不是搞錯了?”

男子說:

“也許是這樣。現在進駐軍正在消毒那所房子,五六分鐘就會來。”

男子在一張支票上撒上了瓶子裏的液體後就離開了。

這起事件中,男子也只留下了一個名片。

兩起案件中,銀行職員對男子肖像的描述十分相像,可以看出是同一個人。

這兩次事件從未公開報道過,很難引起他人的模仿,因此日本警方把這兩起案件看作是男子在預演前的兩次練習。

曲折的調查

男子在這兩起事件中留下了兩張名片,上面的人名分別是松井蔚和山口井二。


經警方調查,松井蔚確有此人,而山口井二則是僞造的。

警方對松井蔚展開調查。

松井蔚的身份確實是一名醫生,他是厚生技官醫學博士。

三起案件發生時,松井都在仙台的一家醫院工作,有明確的不在場證明。從身高上看,松井也與男子並不符合。

據目擊者描述,男子的身高在1米6到1米64左右,,而松井的身高則是1米78。

據松井說,他一共製作了100張名片,發出去了94張。

根據松井寫出的名單,警方拜訪了這個94個人。

其中有62個人拿出了名片,有32人則拿不出。其中24人可以證明名片已經被丟入垃圾處理掉了,只有8人不能證明名片去向。

在調查過程中,松井的身份也警方扒了出來,他曾被日軍以“防疫官”的身份被派往爪哇島南部工作,在當地加入了岡(gāng)9420部隊,這隻部隊對外稱“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主要是爲東南亞的日軍提供防疫醫療服務。它的成員大部分來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就是我們熟悉的731部隊。


二戰結束後,由於美日之間的交易,731部隊中大部分成員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他們回到日本後正常生活,有的加入了厚生省成爲醫生,有的則從事醫藥相關的工作、生意等。

松井蔚的經歷以及731部隊的狀況,給了警方一個新的調查思路。

他們把調查目標鎖定在了731部隊的服役者身上。

4月25號,警方拜訪了原陸軍第9化學兵器研究所的伴繁雄少佐。

1941年伴繁雄少佐所在的陸軍第9化學兵器研究所曾經同731部隊合作,內容之一就是研究氰化物致死試驗。

據伴繁雄說,帝銀事件的情況,所用的毒物應該不是氰化鉀。如果採用氰化鉀,1分鐘左右就會發作,想要通過控制劑量,讓不同的人服下後過二三分鐘發作然後迅速死亡,氰化鉀是很難做到的。帝銀事件中的氰化物,應該是“丙酮氰醇”(アセトンシアンヒドリン)。“丙酮氰醇”是當時伴繁雄所在的研究所裏,研究人員合成出一種獨特的氰化物。這種藥物在進入人體胃部3分鐘以後纔會分解爲劇毒的氰化物,然後迅速毒發。

警方很重視伴繁雄的證詞,根據這個線索調查了50多個外形與年齡與作案男子接近的人員。

其中只有51歲的前大佐諏訪敬三郎符合條件,他沒有不在場證明,並且外形、年齡、相貌等方面都與作案男子符合。

警方也基本鎖定作案男子就是諏訪敬三郎。

成智英雄組長去世前在《別冊新評》上刊登的手記中寫道:

“除了不在場證明之外,被認定爲犯人的人,最終是731部隊所屬的醫學博士諏訪三郎軍醫中佐(當時51歲)。體格、相貌、風體與帝銀、安田銀、三菱銀倖存證人供述的犯人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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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真相快要水落石出時,6月25日,警視廳聯合調查總部突然受到了來自GHQ的命令,要求他們立即停止對原日軍成員的調查。

當時日本的報紙《讀賣新聞》社會部次長大木,積極調查這起案件涉及的731隊中人員,但卻被叫到了警視廳,在場的有藤田搜查本部長,GHQ中的伊頓中校,二世的服部中尉。大木被警告:

“石井部隊(731部隊)爲防備對蘇戰而保護並保存着。如果被揭發了這一點,美軍將非常爲難。請從這個調查中抽身”

最終在GHQ和日本政府高層的干涉下,針對諏訪敬三郎的調查停止了。

負責案件調查的警視也由成智英雄替換成了平塚八兵衛,平塚八兵衛辦案時喜歡對嫌疑人使用暴力手段,涉及刑事逼供,他的這一特點間接導致了平澤的三次自殺。

平塚把調查重點放在了名片上,通過調查,平塚很快就鎖定了一個名叫平澤貞通的56歲北海道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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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在一條渡船上與平澤交換的名片,事後他說自己的名片在車站丟了,拿不出名片;

他被定爲嫌犯,到最後被判刑,主要有以下5個理由:

1、他的體貌特徵與嫌犯相似;

2、案發後兩三天,平澤的賬上多了一筆18萬左右的錢款,他無法解釋18萬元的來源;

3、他是北海道人,案發時在東京,案發當天又急匆匆回到北海道;

4、他涉及四起銀行詐騙案。

5、這起案件中有48目擊者,有18人表示平澤與嫌犯相似。

1948年8月21號,平澤貞通在北海道小樽市的親戚家被警方正式拘捕。

平澤被捕後,拒絕認罪。從8月21號被捕到9月24號承認罪行,一個月時間裏,平澤在獄中曾三次自殺,但都以失敗告終。

第一次自殺出現在8月25號,平澤在被審訊時偷藏了一隻圓珠筆。回到牢房的他,把筆刺入左手靜脈,用鮮血在牆上寫了“無実(無辜)”兩字,被警衛發現後及時救回。

平澤曾被自己所養的狗咬傷,他打下狂犬疫苗後不久,患上了“科爾薩科夫綜合症(コルサコフ症候羣)”,這種病又稱爲健忘症,會導致患者記憶錯亂,並且會虛構記憶。

辯方律師想以“精神失常”爲藉口讓平澤脫罪,但並沒有成功。

急於讓平澤認罪的平塚,對平澤進行了更厲害的暴力手段。

第二次自殺出現在9月22號,平澤與妹夫見面時,一邊大喊:

“我對天地神明發誓我是無辜的!”


一邊撞向探監室牆壁,因爲用力太猛導致頭骨撞裂。

在醫生的搶救下保住了性命。

9月24號,躺在病牀上的平澤一口吞下了5顆治療痔瘡藥。但因爲胃部痙攣導致嘔吐,因此第三次自殺也沒成功。

也就是從這天開始,平澤開始認罪,從9月24號到10月5號,12天時間裏,平澤一共簽了15份“認罪記錄”。

這些認罪記錄,都是平澤在檢察官誘導下簽字的。

10月12號,東京地方法院以“帝銀事件的搶劫殺人,安田銀行的強盜殺人未遂,三菱銀行的強盜未遂”的罪名起訴了平澤。


12月20日,東京地方法院對此案進行了首次公審,法庭上平澤當庭翻供,說自己受到了刑事逼供,否認一切罪名。

檢方與辯方律師一番你來我往舉證質證後,檢方從18名目擊者中挑選了8人作爲關鍵證人,他們都在法庭上證指控平澤就是真兇。

1950年7月24號,最終在案件還存在很多疑點和沒有足夠物證的情況下

東京地方法院判決平澤貞通謀殺罪名成立,處以死刑。

當時主流的社會輿論都認爲平澤是清白的,他只是被抓來頂罪的。


1962年7月10日,日本民間自發組織的“平澤貞通救助會”成立,爲洗刷平澤的冤屈而不斷遊走。

直到1987年5月10日,95歲的平澤在八王子醫療監獄內因病去世,在平澤服刑的30多年的時間裏,他一直在上訴,但一直被駁回,直到去世,平澤已經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了18次重審申請。

平澤去世後,2013年求助會的成員們繼續向法院提出再審請求,但仍舊被駁回後。

2015年11月24日,平澤的家屬繼續向東京最高法院提出第20次再審請求。

平澤貞通也是被判死刑後,活的時間最長的犯人。

這起案件中,男子在作案時是留下了很多線索的,警方也基本鎖定了作案男子的身份,如果沒有GHQ的干預和日本政府的阻止,案件真相也許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案件涉及到731部隊,731部隊中掌握着大量的實驗資料,醫學資料,如果繼續對調查,731部隊將會暴露在公衆視野之下,甚至會產生更大的醜聞。

縱觀整起案件,美國主導的GHQ對731部隊別有用心的保護纔是這出悲劇發生源頭,

而平澤貞通不過是日本雙重國家權力國家下的,這種畸形政權下的一個替罪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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