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线城市已经筑起了房价城墙，能够翻越的“漂族”越来越少。《两个人的世界》就演绎了一对沪漂男女青年的奋斗历程，那一代虽然比今天的漂族，奋斗的空间大一些，但也有他们的难处。那就是父辈的积累不够，而乡土文化也尚未完成向城市文化的转型。父辈的经济困境可能彻底击垮“漂族”子女的城市梦。
只身来到上海的李文嘉，比起《嘉莉妹妹》的嘉丽还是好了很多。至少她有大学文凭，可以参与“白领”岗位的竞争，许东阳则只能从更底层做起。
两人的偶遇很有戏剧性，非典让死神旁观了他俩的误解和情分。但彼此看清了人性中最底层的善恶，正因如此，他们的结合非常的真诚。
许东阳几起几落，从高空作业的工人，到成立自己的装修公司。中途炒股几乎让他血本无归，在与李文嘉的相互帮助下，他终于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贷款买了房子。
李文嘉也非常拼，被老板做局陷入困境，后又遭甩锅陷害。她最终顶住了各种压力，夹缝中求生存，终于上位到了管理层，成为了部门总监。
两位沪漂有相当的代表性，许东阳更是居无定所，四处漂流。每每遇到困境，他的善良总能感动上帝，这与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不无关系。有自信的人至少敢于尝试，而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勇于尝试者不可能总是“点背”。点背时会掉进沟里（没少掉），可自己爬上来时，那就是成长。“飘族”就是这么成长的，随着市场不断规范化，试错的成本越来越高，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创业者的天堂。
今天的年轻人，即便有些机会，学历、人脉、初始的资本，或是独特的技能与眼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基本可以卸下原生家庭的包袱了。
李文嘉和许东阳就没那么幸运了，许东阳父亲的心脏病，几次让老人濒临死亡。高额的手术费和医药费，一下让许东阳陷入了两难。他只有举债、卖房，父亲也不想拖累儿女，他甚至逃离医院去卧轨，被铁路工人救回。
而就在他俩经济上被“打回原形”时，李文嘉怀上了她和许东阳的孩子。文嘉的母亲不干了，说什么也得让文嘉打掉孩子。躺在手术台上的文嘉，百感交集，他们的奋斗刚刚见到一线曙光，就被逼回了原点。
想到自己被姑姑逼出家门时，许东阳给自己建的“塑料布别墅”，她犹豫了。那份死神做过媒的爱情还是让她放弃了打胎，从手术室出来，她算是在母亲眼里蒙混过关了。
母亲离开后，文嘉和东阳领了证。他们卖了房，给父亲做了天价手术。那个安了起搏器的心脏脆弱之极，如果再次需要手术，他们连卖房的能力也没有了。仁慈的导演狠了狠心，让许东阳的父亲“领了饭盒”（死了）。
小两口的生活逐渐走入正轨，在市郊有了自己的大房子。孩子快上学时，又换成了城里学区的小房子。两位一直跟他们住的老人开始有了矛盾，腿脚不便的李文嘉母亲不得不睡上铺。一次她在东阳的工地跑丢了孩子，好在爬高的孩子没太受伤。可平日积累的委屈爆发了，她以回家为名出走了。
生活就是这样，真正压垮骆驼的稻草并非就是罪魁祸首。文嘉母亲认为，沪飘的奋斗本就不易，东阳父亲的大病要自己女儿承担，当然不愿意。她甚至不知道尽头在哪？好不容易度过了难关，自己还得跟着受委屈。
一家人住在一起，外孙女和奶奶更亲，让她很没面子。给东阳占车位，让她很没尊严。东北文化和上海文化水火不容，生活中，很多宽容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们对受惠与伤害的感知也不对称，无法相互抵消。积怨需要释放，后果就是更多的积怨。可亲家间矛盾是无法用夫妻间手段解决的，理论上就不适合同住一个屋檐下。
我这里再从文化层面总结一下，西方早就走过了从农耕文明到工商业文明的转换期，他们的孩子到18岁，父母的职责就基本结束了。孩子上大学都是自己贷款，当然也有家庭家长主动承担了，但也仅此而已。
所以，孩子不欠父母的。成年后就是亲情，经济独立的那种亲情。孩子的回报早在父母获得天伦之乐时就已完成。养老是国家和社会的事，与孩子无关。
我们的儒家文化是在超稳定的血缘式农耕文明上建立的。养儿防老建立在“孝”的基础上，熟人社会中，没人敢承担不孝的骂名。当养老转向社会化以后，认知惯性依旧非常强大。扁平化的“原子家庭”（夫妻和未成年儿女）虽然越来越多，可几世同堂也也不少见。在农村不会有太大问题，在城市，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会产生矛盾了。
文嘉和东阳就是在过渡期遇到了“两难问题”，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孝为先”。令人佩服，但今天的城市人如果仍旧抱着“养儿防老”，那大概率会比较惨。子女能为父母“占个台”就可以满意了，自己存钱和建养老保险账户是大势所趋。
注：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