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亲爱的》的原型之一是孙海洋。孙海洋14年寻亲虽然有了结果，但被找回的孩子孙卓已经18岁，他希望继续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还说如果养父母被判罪，他是会生气的。您对此怎么看？本文结合《亲爱的》的剧情，让大家了解一下拐卖儿童对被拐孩子和他的父母会有怎样的N次伤害。
先说说拐卖儿童现象背后折射的是什么，孙卓的养父母有两个女儿，却非要一个能续香火的男孩。所以，孙卓受到了优待，全家只有他一人有牛奶喝。这样，他这个刚成年的男孩，说出那么扎心的话就不能理解了。重男轻女的陋俗，法盲，以及同理心的缺失，找回了孩子的人，却找不回孩子的心了。这还不仅仅是第二次伤害，让我们看看《亲爱的》剧情中的寻找历程，心碎的父母遭受了怎样的打击呢？
首先是对原生家庭的影响，很多家庭因一方不能原谅另一责任方而破裂。这个剧比较个别，将要离婚的女方，因回忆起离开家时，孩子曾经追过自己的车，而产生了巨大的内疚，又在找回儿子的过程中亲情得到升华，结果崩塌的反倒是她即将组建的新家庭。
但对多数家庭，这样的失误是无法被原谅的，责任一方将终身揹负着过失。孩子的照片，以及一切能勾起记忆的物件都是针，扎心的针。
孩子那么弱小，遭受了怎样的待遇并不知晓，心理健康一定会留下创伤。寻亲团那些仪式化的相互鼓励正是脆弱心灵的一种代偿。剧中的孙海洋最终也扛不住了，放弃了自己之前的诺言，让妻子怀了孕。当他办准生证时，却非要他出具孩子的“死亡证明”。孩子没有死，哪来的死亡证明？有时制度就是笑话，他愤怒了，可制度是不怕愤怒的…
再举一个例子，寻子心切的田文军到处发帖。结果就有犯罪团伙趁火打劫，谎称找到了孩子，要他把二十万赏金送来。
他执意不听妻子的劝告，带着现金去了。发现上当后，拼命的跑，被一群恶徒追逼到桥上。他实在跑不动了，拔出匕首自卫。寡不敌众，求饶都不行，他只能跳了下去。
看来这个市场还有一群比王鹫还残暴的食腐动物。他们不是人，毫无人性。影片中这类团伙养那么多人，可见他们也是有生态位的。经历这一切，对社会的基本信任都没有了，观念上回到了丛林。
找回孩子的过程也那么扎心，审查被破获的拐卖团伙成员时，知道他们会把孩子装到麻袋里。这一联想，让田文军巧遇了一次装着麻袋的卡车，麻袋里也确实在动。见有车追，做贼心虚的司机拼命逃窜，当田文军他们抓到这几个人后，激动地打开了那些会动的麻袋。令他大失所望的是，麻袋里不是孩子，而非法偷猎者抓的猴子。
有孩子消息后，田文军来到农村的一个院落，找到自己儿子时，孩子已经变了很多，可头上的疤痕让他确信这就是他的儿子。等不及走法律途径，他们夫妇俩抱起孩子就跑。一路追赶的村民，手持锄镐，那惊险程度就像乡土文明时代的两姓村落大打出手。送他们来的出租司机吓坏了，扔下他们自己跑了。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不然悲剧也许会进一步升级。这场面一点看不到法治社会的影子，不仅村民无知，孩子父母的抢夺方式也是犯法的。如果DNA验出不是他们孩子呢？
建国70多年，今年才有了民法典。百姓普遍没有法律求助的意识，法是需要文化支撑的，观念的建立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这场惊心动魄的抢儿片段折射出太多法治基础生态方面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说了。
影片就此牵出了另一伤害，因为陋俗和旧观念，拐卖儿童的整体生态里有着非常大的买方市场。剧里的养母李红琴除了持家，就是抚养丈夫带回的一对孩子，一男一女，男孩经DNA鉴定是田文军的儿子。可女孩儿是弃婴，她有人证。可证人怕惹事，拒绝提供证词。为了获得女孩的抚养权，自以为不孕的李红琴以失身换得了证词，结果怀上了那人的孩子。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不仅法盲，也没法讲究什么底线。从两个孩子对李红琴的依恋看，她是大概率还善良的。
今天的中国，还如此愚昧，不知道是该同情呢？还是该怎么样？她，一个朴实的农村妇女也在事件中受到了严重伤害。以至于作为原形的妇女提出了抗议，她说自己遭来了很多白眼，而她自己不曾下跪、挨打和失身。
看着那些被拐儿童的父母暴打李红琴时，你也会同情这个生活在底层的农村妇女。但为了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又该做点什么？看到网上视频讲日本很少发生这类拐卖儿童的悲剧。那又是为什么？我们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日本判十年以上。日本孩子随身带有跟踪器，随便走在大街小巷。也许这些都太表面了。消灭愚昧树立法治观念也许才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伤害的不仅是这些被拐儿童的父母和亲人，孩子本身也被重创。就说孙海洋的儿子孙卓，突如其来的“生活蒙太奇”让他不知所措。一下成为社会的焦点，几句话说出，瞬间就被网络的口水所淹没。我想别说养父母，就是被刺痛的亲生父母也不希望看到他如今的窘态。经过网络的标签化，他的学业和职业生涯都不乐观了。他同时在两个家庭中失去了“真诚”，他一定会因为自己不慎的言论感到自责，心理结构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冰冷的法律可以很快翻篇儿，但灵魂世界的黑洞才刚刚打开。18岁的成人礼，他会因认亲而喜极而泣吗？还是挣扎于复杂无比的道德黑洞中？
注：配图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