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向东飞驰，我的心之所念想的大西北离我越来越远，所有的过往都被梳理了一遍，最后，千丝万缕归结到我到新疆来工作的原由——盐。还是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车轮的节奏，让我陷入沉思，或者说是在冥冥沉睡中“穿越”了那个古老的故事：一段离奇的历史，一个奇妙的“轮回”，把我的人生第一份工作，与祖先的生计重叠在了一起！
一、家族变迁
明朝年间，北方满族有一位爱新觉罗氏，因不满弊政愤然拂袖遭到迫害，仓促南下大明避祸时，或许并未能带走多少钱物，而注定远离富足沦落苍凉。这位爱新觉罗氏涉水渡江浪迹天涯，因事变祸生隐姓埋名，因政见劣势逃亡异乡，最后客居在粤东梅江中游的梅县，自取姓氏为罗姓，成了客家人。岁月荏苒，张献忠绝杀西川人，遂有“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迁徒。“罗氏”后裔中一支入川的祖先，以贫穷农户的身份，携眷挑担，风餐露宿，简陋的家什和娃娃在蹒跚中摇摇晃晃，箩担扬起的清亮啼哭惊醒了大巴山脉的沉寂。渐渐地，他们变得衣衫褴褛神情疲惫，仍顽强挪动磨起血茧的脚板。是出于无奈？还是希望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也不知跋涉了多久，当他们终于在绵阳一个叫丰谷井的地方放下担子后，娃娃已哭不出声音了。他们大约是冲着盐井长途跋涉而来，希望把异乡彻彻底底地变为故乡。
这极富诗意和戏剧性的传奇，竟是我的祖先数百年前用生命之躯在硕大的中国版图上划出两道重重痕迹的履历！
就这样，那副担子一挑就挑出几个世纪，异乡化为永久的故乡，承载起一个辛勤劳作繁衍生息的小农家族，罗姓一族经营生计数代，大约就有了“罗家湾”这个地名。我爷爷的爷爷出生在1860年左右，我的爷爷则出生于1892年2月。 也就是说差不多在我爷爷出生的年代，家族的生计除了农田，开盐房也应该算家族得以繁衍兴旺的最好保障了。祖先既然是冲着盐井而来，必有发家的梦想，事实上家底也逐渐厚实起来。爷爷的爷爷1926年去逝后，爷爷的父亲与两个叔父分家，盐房合营，由两个叔父经营，爷爷的父亲专施农耕，抚育子女，而两岁丧母的爷爷则专心读书。
由于毕竟喘息在土豪巨商的狭缝中，尽管家族被农耕生活磨出的柔顺里还残存着北方祖先反抗的爆发力，也对挑起一个富庶的未来心存疑虑了。家族不服人欺，又目不识丁，斗不过人，于是萌生了“光宗耀祖状元郎”的幻想，看我爷爷有灵气，就商议凑钱供其念书习文。爷爷私塾五年，辛亥革命那一年，进了绵阳中学，读了4年半毕业。我爷爷天资聪颖，胆识过人，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思绪悄然叛逆了冥顽数百年恪守乡土的祖训，旋起闯荡外面世界的欲望。发愤苦读中，我爷爷深感知识能开放心智，教育可启蒙愚钝，即立誓从教，一举考中北师大。1915年中学毕业后，四川省政府保送爷爷到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数学物理部就学，全部费用公费，1919年毕业。
那是一个比乡村广袤而精彩得多的世界。顷刻，我爷爷刚被打开的眼界机敏地触摸到“新文化运动”思想启蒙的脉搏，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新的道德境界，把一个来自封建漩涡深处的乡下青年卷上激流汹涌的大时代。感染着民族精英们旷古未有的觉醒，我爷爷也参加到伟大的“五四”运动中，烧曹宅，撒传单（期间几乎受引导参加了革命，因家族不允未能如愿），怀抱教育救国大志辗转山西太原（阳兴中学数学教员）、重庆巴县（校教务主任）、江油中坝（省立第二中学校校长） 、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秘书、教员），以传播新文化新知识为已任。
1929年冬～1937年夏，我爷爷在不脱离教育界的情况下，经重庆川江航务管理处同学之邀兼任管理处总务长，一干就是八、九年。对外国商人在川江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并把势力伸向泸州、宜宾的状况，做了扶持华轮抑制外轮以维护内河航权的工作，取得了相当效果，壮大了一个民生公司。其后两年，正值抗战期间，重庆学校疏散乡间，我爷爷又应邀出任重庆川江航务管理保安科长，在异常紧张的氛围中，专职出任运送几百万川军出川抗日的运输工作，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其后还从事过省政府建设厅视查员、乡村电话管理等工作，最终彻底回归教育界，受聘于重庆树人中学（即后来的重庆第八中学校、重庆师范专科学校附属中学校），1963年3月以高龄71周岁且身体多病理由请准退休。
我叔公（我爷爷的弟弟）早年也漂泊出去，离开了故乡，后来又去了海外。延续着前辈的“自强求富”精神，白手起家，苦打天下。他的大儿子虽为华裔商人海外打拼，但对中华文化极力推崇研究，为寻找祖先的传奇履历不遗余力。他的另一位儿子久居海外，一朝回到故乡，百感交集，对祖国的飞速发展简直不敢相信。我的另一位退休于重庆大学的叔叔，还数次专程去了丰谷井老家凭吊祖先。父辈们对“老屋”不象我们这辈感觉是那样陌生而遥远，他们有着诸多亲情的联系和深一层的理解、感动与崇敬。他们沐浴着祖辈精神的光环，又浸润了书香的灵气，刚刚脱掉幼稚即幸运地跨进一个崭新的国度，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大学生。 发端于北方的这一支“罗”姓家族，他们在北京，在新疆，在广州，在昆明，在重庆，在成都，在异国他乡……急切于施展才华，解缆启锚，主动“漂泊”出去，高扬事业和荣誉的长帆……父辈们珍惜着年华给予的最后恩赐，用贮藏的才学和久酿的思想为祖国的今天和明天奋力著述讲学科研谈判，用心血和汗迹为新生代描绘新的故乡。我们这一代，上·山·下·乡，赶考求学，下海经商，跑深圳蹚南海涌浦东飞日美，为盲信为真理为价值也为饭碗为黄金，我们的青春年华如江东流。从知·识·青·年到知·识·分·子，拎着文化人沉重的箱笼无奈而又固执地企盼并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沃土”。而我们的后辈，更是以世界为舞台，努力站在时代的前沿，开拓进取着。在不断漂泊中，我们一代代地接力着，将生存发展的“基因”积淀于新的生命。
二、丰谷镇，名归两口千年老盐井
既然我人生历世之初竟与盐有缘，不妨说说家乡的“盐”。
走在丰谷镇老街上，坐在高高地土坡眺望罗家湾，肃穆在爷爷的爷爷的墓前……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强烈感觉，又被血脉的传承无限地拉长了纵深感。
有绵阳日报社载文《走进丰谷古镇 踏访历史遗迹 》称：离绵阳主城区17公里的丰谷镇，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镇。自隋唐以来，丰谷镇就因盐而兴，因酒而名，因文而茂，因治而盛。由于紧靠在涪江边，丰谷也成为明清时代重要的水陆码头。境内至今仍保存有古盐井、风火墙、古渡口等文物古迹，更有天佑烧坊等遗迹。
丰谷镇原名铜牟，早在隋唐时期就因盐集镇，据明天启年间《成都府志》记载，因当地新开两口盐井，“一曰丰井，一曰谷井”，古镇由此得名丰谷井。这种盐井叫“皮袋井”，开凿于隋朝(581年～618年)以前。根据《绵阳县志》记载，“州东南四十里罗汉寺山麓，古井也……今每日携皮袋盛水斗余，可煎盐百斤。”《元和志》记载：“古井……口宽七、八尺，下石棱凹凸，深四五丈。井临涪江，有莲花石、天然层瓣若镂成，今存。”据悉，到明洪化年间（1578年～1681年），皮袋井一度被封废，后人不知其具体位置。直到1948年6月，一场暴雨之后，井口露出地面。这口千年盐井得以保存至今。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涪江水运发达，借助这一便利交通优势，皮袋井的盐产品通过这一水上通道，将绵州古盐运送出去。作为一个盐业生产重地，带动商贸经济的兴盛，陆路交通也占据重要的位置。
明万历《会典》曾记载，“（丰谷）华池等井盐课司盐六十三万四千五百三十二斤”。清雍正九年（1731年），绵州州判驻丰谷，专司盐政。1914年设盐务立法机关“评议公所”，次年榷税官驻丰谷，收盐税兼管销场事。当时，丰谷还有盐井384口，大小灶户42家，盐工1500余人，年产盐万余担。据史载，丰谷镇曾经到处分布有人工盐井，还有四通八达的输卤枧管，有一座座竖立于井口之上高耸入云的井架。这种井架在当年被称作“天车”，它是以“堆积木”式的方法，把数千根杉木层层往上累叠，用篾索捆扎而成。最高的“天车”有100多米高。据介绍，到1975年前后，因丰谷的盐业生产工具原始、成本高而随之停产。
…………
装满食盐的麻袋，整齐地码在成都东站的货场及站台上，我独自一人在凛冽寒风中承担起了发放食用盐的工作，这是1979年初的某天。幸苦一天，在夕阳西下时，我正往盐库赶，看见一辆辆军·车开往东站（随后的二月末，祖国西南边疆发生了战·事）。回到单位后，喘息未定，我及时向开会回来的师傅（另一位）告知了站台发盐情况，师傅一听大惊，原来站台上某个货位的盐包是受到污染的毒盐！我顿时惶恐不安起来。师傅紧急地挨家（基层盐库）打着电话召回运输盐车。幸亏这些运输盐车还没有到达基层盐库，最终被拦截住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与盐的工作相关的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也是我与盐之缘的最后一件值得记录的往事。
两个月后，我离开了盐业部门，走上了探索人生的全新的战场。这是后话。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