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四川樂山，那裏出名是有一尊唐代的石雕大佛，頭頂到腳底，高達五十八米，如果算到江水面上，則有七十二米了。
供着這麼大的一尊佛，這個地方是很吉祥的。從2020年開始肆虐的新冠疫情，似乎與這座城市隔着一點距離。用防疫部門的術語評價，叫低風險地區。
一直以來，這個地方人口多，外出打工比較普遍。這不，又有幾個樂山老鄉收割完水稻，洗乾淨腳上的泥漿，買了去昆明的高鐵車票，他們要去昆明修路蓋大樓。行前，他們按鐵路上的規定，提前做了核酸檢測，結果正常。
火車開的快，一會兒到了宜賓、貴陽一閃而過。一路上他們談着即將開始的打工生涯，談着未知的春城昆明，時間過得很快。火車進站，他們足足排了兩個小時的隊，經過核酸檢測，又出示了在低風險地區樂山的檢測結果。白衣戰士一揮手，昆明向他們敞開胸懷。
剛到昆明，什麼地方都不敢去，在住的地方執行“居家隔離”三天，並按規定三天兩次核酸檢測，一切正常。等到過了四天，準備上班了，突然接到電話，讓他們準備好行李和人民幣，要把他們送去一個地方隔離。他們申辯反映，人家說這是五華區的規定，不由分說，來了一輛大巴，把他們送去一個偏避的酒店，每人每天必須交住宿費180元，伙食費80，核酸檢測費16元。據說，這個價格是最便宜的，還有三四百住一天的。這可讓他們開洋葷了。在外打工這麼多年，都是住集體宿舍，甚至住窩棚，從來捨不得花幾百元住，喫飯也是能省則省。好在，只隔離了三天，用老鄉的話說，再隔下去，只有賣血了。
這是疫情時期昆明給他們上的第一課。
雲南是一個邊疆省份，外省人第一次到昆明，都有什麼樣的記憶呢？
四川作家艾蕪寫過一篇《人生哲學的一課》：
“昆明這都市，罩着淡黃的斜陽，伏在峯巒圍繞的平原裏，彷彿發着寂寞的微笑。
這時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殘酷的異鄉的秋天。
我由成都到昆明，這一個多月的山路，全憑兩隻赤裸裸的足板走。因爲着布鞋，鞋容易爛，經濟上划算不來。着草鞋，倒是便宜，但會磨爛足皮，走路更痛得難忍。因此，在昭通買好的一雙草鞋，就躲在我包袱裏，跟我走了一兩千裏的路。這在當時是可以帶也可以丟棄的東西，料不到如今會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財產。拿到十字街頭去拍賣吧，馬上心裏快活起來了。
⋯⋯
草鞋塞在褲襠裏，滿神氣地、又像作賊一般逡出店外。在街燈照不到的地方，看看兩頭沒有警察的影子，便忙從褲襠裏取了出來。擺出做生意人的正經嘴臉，把貨拿到燈光燦爛的街上，去找主顧。
依據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販攤邊休息着的黃包車伕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
“喂，你們要草鞋麼?新從昭通帶來一挑，這是一雙樣子，看!要不要?”
黃包車伕一個個把草鞋接遞着，在小販攤邊的臭油燈下，摩挲着瞧。我揹着手，像個有經驗的老闆樣，觀察着顧主們的神色。
一個喜愛地說：“這太貴了!”
一個擺擺短髭的下巴道：“不經穿哪!”
一個悠然自足地說：“還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
⋯⋯
滇越鐵路這條大動脈，不斷地注射着法國血、英國血……把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國都市，出落成一個標緻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懷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兒：從洋貨店裏出來的肉圓子，踏着人力車上的鈴子，瞠啷瞠啷地馳在花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覓得歡樂的地方去。那些對着輝煌的酒店、熱鬧的飯館，投着飢餓眼光的人，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遇着。賣麪包的黑衣安南人，叫着“洋巴巴”的雲南聲調，寂寞地走在人叢中，不時晃在眼前，又立即消失。”
艾蕪賣了草鞋，買了幾個燒餅。開始深入昆明的大街小巷。
到了1938年抗戰，著名學者，詩人馮至到了昆明。他在《昆明往事》文中寫道：
“昆明人熱情好客，可以說頗有古人的遺風，不像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們那樣彼此漠不關心，不相聞問。我在昆明搬過幾次家，每家房主人男的常說：“我們是交朋友，不在乎這點房租。⋯⋯在昆明住下，首先感到的是生活便宜，也比較安定，更加以昆明人樸實好客，不歧視外人，我真願意把這個他鄉看作是暫時的“故鄉”。”
冰心有一篇《擺龍門陣一一從昆明到重慶》：“近日樓一帶就是花市，早晨帶一兩塊錢出去，隨便的挑，茶花，杜鵑花，菊花⋯⋯還有許多不知名的熱帶的鮮豔的花。抱着一大捆回來，可以把幾間屋子擺滿。”
作家沈從文對雲南的雲印象最深：“雲南特點之一，就是天上的雲變化得出奇。尤其是傍晚時候，雲的顏色，雲的形狀，雲的風度，實在動人。”《雲南看雲》
昆明，並不總是風花雪月。1938年12月15日的雲南日報刊發了一篇文章，《找房子》：“一天早上，一個年輕的朋友給我們送信來說，靠翠湖邊的某宅裏有三間房子每間租國幣四元，只索價十二元。這位朋友是昨晚和主人面談過來的。我們歡喜得連走帶跑地找到那家。”遇見女主人，隔了一個晚上，她坐地起價，漲到八元一間，待收了定金，女主人又說，最後該租多少錢，還得由當家的先生作主。等了半天，抽過鴉片煙的男主人出現了：
“哪裏人？做什麼事？來雲南多久？有幾口人？”
“這房子，今天早上你們還沒來的時候，就有人來租了，押頭是國幣五百元，每個月是國幣四十塊。如果你們能照這個價出的話，那，我們可以退他們，租你們。”
“我們住不起那三間房子，就住得起，也再吞不下這口氣了！我收回了女主人退給我的定錢。”
真的是人有人不同。對於昆明，每一個人都可以說出一大堆話。對我而言，昆明給我的記憶有點後怕。1986年的一天早上，我坐公交車去單位上班。那時候的公交車永遠很擠。好不容易擠上去，正待往中間挪步，不小心踩到一婦人腳上，她驚爪爪的用昆明話叫着：“小爛死，你踩着我了。”我用普通話一連串道歉，“對不起，太擠了。”婦人不依不饒，“格是吃了屎了，一大早就來找死。”從郵電大樓一直罵到滇池電影院我下車。她的地道的昆明罵人的土話，我大部分都聽不懂，呆呆聽着婦人發泄。
車門打開，正在下車的當口，那婦人從我身後冷不防使勁推了我一下。幸虧下車時我抓着鐵欄，這是在重慶讀書時擠沙坪壩到解放碑公交車練出來的乘車技巧，否則，被婦人一推，不是嘴啃地也是一個踉蹌。
好歹毒的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