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旭：大躍進“小麥王”的苦惱》（作者：陳徒手）
［蔡旭，1911年5月12日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34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後任重慶中央大學農藝系教師，成都四川農業改進所技士。1945年赴美，在明尼蘇達大學、康奈爾大學進修。1949年任北京農業大學教授、系主任。是遺傳育種專家，中國小麥雜交育種的開拓者。］
1958年大躍進運動深入後，蔡旭就喫力地跟不上形勢。在一次躍進交流會上，蔡旭教授對來自於河南固城縣的一位農民勞模提出的豐產經驗再三挑剔。當時報上登載小麥畝產達到3530斤，蔡旭是不相信的。他說自己的一個畢業生寫信告訴他，河南所謂畝產雙千斤的紀錄是假的，只有八百多斤。這讓農學系總支書記、後任學校黨委副書記的呂恆甲頗爲惱火。說：“總之資產階級教授是不相信勞動人民的智慧的，反過來自已則很驕傲的。”（見1958年7月呂恆甲發言稿《堅決貫徹中央的教育方針，徹底改變農業教學嚴重脫離實際的傾向》）
學校在搞豐產田，制定指標和措施時，蔡旭起初只提每畝750斤，後來見外面大躍進火熱場面，回來後提高到1000斤。再讓報第二年指標，蔡旭只肯提每畝1600斤，再不肯往上提了。後來中國農業科學院公開向蔡旭挑戰畝產8000斤，把他嚇了一跳，後來在黨總支的逼迫下漲到8500斤。緊接着青年教師出馬高喊要搞畝產萬斤。
1958年7月，康生參觀北京高校躍進展覽會，發表意見說：農業大學學生應該做到畝產小麥三千斤，達不到就不能畢業。教授級別也應該這樣評，畝產五千斤的一級，四千斤的二級，一千斤的五級。
作家邵燕祥在讀了陳徒手寫的文章後認爲，“今天回首這些籠統稱爲極左的現象，或歸於路線政策的偏差，或被歸於執行者的政治文化素質，對當時的學生一方，更簡單地看作是被幹部誤導盲從罷了。但若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還有深長思之的必要。我們習慣稱爲極左的路線或政策，都有其深遠的根源，而體現在文化領域，其特點是反智、反文化。
郁達夫曾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一個民族沒有傑出的人物是可悲的，有了傑出的人物而不知愛惜，更是可悲的。
《狂人劉文典》作者：章玉政（廣西師大出版社，2008.5第一版）
1928年11月29日，剛剛當上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慶視察，聽說幾天前安徽大學有學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鬧事，就召見代行校長職權的安徽大學文學院主任劉文典問話，並責令他儘快懲處肇事學生。
沒想到劉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連主席也不願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此事內容複雜，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調查清楚之前，我不能嚴懲肇事學生。”蔣介石聽了，勃然大怒：“你這新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
看見蔣介石扯起孫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劉文典“嗖”地站起身來，從容應答：“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學生雖說風華正茂，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說我是新學閥的話，那你就一定是新軍閥！”
結果可想而知。
劉文典的名言是：“大學不是衙門！”
1931年12月11日，魯迅先生在上海發表《知難行難》一文，特意談到了這件事：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狂：其實是一種氣節、一種人格。五千年的文化傳承，對於中國文人而言，莫非氣節二字。正如《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爲大丈夫。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俄國除了隨聯軍進攻北京外，又以保護俄國修築的中東鐵路爲名，分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東三省。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任俄軍總司令，國防部長兼陸軍大臣亞歷克塞·庫羅帕特金爲總參謀長。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駐地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烏拉駐地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1日，攻佔省城奉天。從旅順乘4艘軍艦出發北進的俄軍亦在當天于山海關登陸，4日佔領錦州。東北三省全境落入俄軍控制。
俄國侵吞滿洲的企圖使日、英、德等國出面干涉要求俄國從東北撤軍，美國和法國也表示反對。俄國因懾於列強幹涉，同意撤軍。然而，俄國只在第一期履行約定撤兵，於1903年4月第二階段撤兵期限時違反約定，更於1903年4月18日告知清廷外務部另提《七項撤軍新條件》，其中有“列強勢力不得進入滿洲”、“俄國參與北滿行政管理”等變相侵呑滿洲的條款，並重新出兵佔領瀋陽。其後，俄國沙皇設置“亞東大都督”，任命阿列克塞耶夫爲遠東總督統治滿洲，中國東三省從此歸俄國。當時的清庭根本不敢多說一句話。
劉文典與陳獨秀的祖籍都是安徽懷寧，劉文典早年的許多人生軌跡，與陳獨秀有許多交集。
1903年5月17日，大雨滂沱，但雨水並未能阻止陳獨秀內心的聲音，在安慶北門拐角的藏書樓內，他第一個登上講臺，開始了“安徽愛國會演說”，逐一批駁俄國關於東三省的七項要求，並大聲發出呼喊：“全國人既如上沉夢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棄不顧，則神州四百兆人豈非無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庶使後世讀中國亡國史者，勿謂此時中國無一人也。”知識分子，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否則，就是社會的蠹蟲。
1904年初，陳獨秀創辦了《安徽俗話報》，目的是使安徽青年“通達學問，明白時事”。劉文典走向皖江求學的道路，就與這份報紙的影響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民國學人中有三個著名的瘋子，一個是被黃興稱爲章瘋子的章太炎，一個是劉師培，還有一個就是稱作黃瘋子的黃侃。三人的共同特點是學問大、脾氣怪。劉文典與三位均有交往，一是安徽公學時期的劉師培，一是日本留學時期的章太炎。他們先後當過劉文典的老師。
先說恩師劉師培。那是劉文典進安徽公學，後來回憶說，“安徽公學請了一個經學大師劉師培來當教員，這先生是現代數一數二的鴻儒，經學、小學、文學都到了登峯造極的地位，就連比起餘杭章先生（章太炎），也只能說各有所長。劉先生很看重我，叫我到他家裏去讀書。他教人的方針只有八個字，就是“寢饋許書、鑽研蕭選。”
劉文典拜在章太炎門下，曾撰文記錄：
我從章太炎先生讀書，是在前清宣統二三年的時候。那時章先生住在日本東京小石川區，門口有個小牌，叫做學林社。我經朋友介紹去拜見他。章先生一身和服，從樓上走下來，我自我介紹之後，就說明來意，要拜他爲師。他問我，從前拜過什麼師？讀過什麼書？
那時候，我明知他和我本師劉師培先生巳經翻臉，但是又不能不說，心裏躊躇了一下，只好說：“我自幼從儀徵劉先生讀過《說文》、《文選》。”他一聽我是劉師培的學生，高興極了，拉着我談了幾個鐘頭，談話間對劉先生的學問推崇備至。他忽然又想起來說：“是了，申叔對我提到過你。”
從那天起，我就是章氏門中的一個弟子了。
這裏補充一下，章太炎與劉師培過節的來龍去脈。1907年，劉師培夫婦到達日本。他們是應章太炎的邀約去參加《民報》編輯工作的。自從幾年前在上海結識劉師培後，章太炎就喜歡上了這個有着良好學術修養的年輕人。1908年4月，章太炎無意間發現了劉師培的妻子與自己的表弟關係曖昧，有不檢行爲，遂將此事告訴了劉師培。沒想到劉師培不僅不感謝，反而樂得這頂“綠帽子。”並因此與章太炎結下私仇。兩個曾經惺惺相惜的人，就此分道揚鑣，從此經歷不同的人生軌跡。對於這樁歷史公案，當時的人包括蔡元培在內，對劉師培的老婆評價不高，有人乾脆說她是交際花。
章太炎是反清的干將。在清廷時期，爲了想去印度遊學，聽說兩江總督端方有一筆資金資助學術，曾經寫過幾封信託劉師培從中洽談。兩人關係反目後，劉師培將章太炎寫的向端方要錢的信件複印給了黃興，不久，章太炎的對立面吳稚暉主持的《新世紀報》刊登出了這些信件，章太炎在革命同志中的威信大受動搖。
劉師培趁勢投靠了兩江總督端方，並跟隨端方去了四川。辛亥革命勝利後，端方被反水的革命黨人殺。劉師培被四川資州軍政署拘禁，命在旦夕之間。劉文典很焦急，生怕老師有個三長兩短。專程去拜望章太炎，懇請他利用自己的影響拍個電報給四川都督尹昌衡，放劉師培一條活路。
章太炎早就擬發了一個電文：“姚廣孝勸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殺方孝孺，殺孝孺則讀書種子絕矣。”經過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的積極斡旋，劉師培的處境出現轉機。國民政府教育部和總統府分別致電四川都督府和資州軍政署，要求釋放劉師培。劉師培釋放後，選擇了留在成都，與曾在安徽公學的同事謝無量攜手，延聘至四川國學學校（前身爲存古學堂），教授經學、小學。
清末民初時期的大儒，他們之間的恩怨，對才學的認識尊重，國學的繼承天秤上，孰重孰輕。今天的人，掉了十八里的隊。
正所謂，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