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爲了化解親族或有“隱諱之嫌”的質疑，這裏，還可以看一看其他人對明代宗朱祁鈺的評價。
明人沈德符在其《萬曆野獲編》卷一《列朝·賜講官金錢》中說到朱祁鈺時，曾雲：
“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此處，沈德符稱朱祁鈺爲“英主”。
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評論·靖康景泰二論》一節中，又云：
“若景泰之際，則英主勞臣，拮据以安廟社，又非宋事比矣。”
這裏，沈德符再次稱朱祁鈺爲“英主”。
能夠被稱爲英主，當然是對朱祁鈺的肯定，以沈氏的學識涵養來看，這種評論，蓋非泛泛之辭。
沈德符而外，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在其《國榷》中論及朱祁鈺時，曾雲：
“國家厄會，蓋莫若己巳矣。閩浙瘡痍，黔粵嘯聚，天未厭亂，北狩隨之。閶闔罹白登之困，象魏下陰山之悲，總社絲髮，僅系景帝。當時六師新喪，九塞氣沮，南遷之議，獨徐珵乎？乃舍姬旦小節，紹少康之舊勳，坐攝羣囂，獨制長策。犬羊雖狺狺不休，我圻父是任，俾彌耳以退，皇靈遐暢，南北交捷。曾不捐漢繪之尺寸，費宋緡之毫纖，而虞淵返照，事同揖讓。尤恤飢拯溺，納諫信賢，嘉王竑，薄徐珵，具有神識。而或以太上事過責之，斗粟尺布之謠，古人不免焉，政未可以紾臂論也。
《國榷》是談遷以三十餘年功夫，私家編成的一部記載明朝歷史的編年體史書（全書正文104卷，卷首4卷，約428萬餘字）。
談遷這一段對朱祁鈺的評論，詳細而精當，其意旨大略如下：
明朝自建國以來，遇到的厄難，沒有像己巳年（明英宗正統十四年，農曆己巳年，公元1449年）這麼嚴重的。當時，閩浙地區滿目瘡痍，黔粵地區亂民嘯聚，原本就已經亂象叢生的大明天下，形勢已十分危急，老天似乎對這些禍亂還不滿足，緊接着，就是明英宗親征被俘。當時的這種情景，就如同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劉邦被匈奴圍困於白登山一樣艱困。江山社稷，懸於一線，全靠景帝維繫。
當時，天子六師敗亡殆盡，天下之人爲之沮喪氣餒。如此情境之下，提出朝廷南遷之議的，難道就獨獨徐珵一人嗎？
景帝效法周公的大氣，舍卻小節，坐領江山，統攝羣臣，獨自制定禦敵定國的長策。雖然，耳邊犬羊狺狺，雜音繞耳，但是，景帝能夠統帥軍務，使得無論南方還是北方，都能夠取得勝利。這一場國難，沒有失掉尺寸國土，沒有像宋人一樣對外族低頭納貢。
其間，景帝尤其能夠體恤飢寒之民，拯救沉溺水火之衆，他接納諫言，信任賢能，能夠嘉獎王竑，薄待徐珵，可謂神識。
後來，有人以太上皇帝的事來苛責景帝，甚至有斗粟尺布、兄弟不容的譏刺，這樣的事情，古人也在所難免啊。所以，完全沒有必要用兄弟的話頭來說事。
所謂“斗粟尺布”，出自《史記》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漢文帝之弟淮南厲王劉長謀反事敗，被漢文帝貶放蜀郡，他在路上絕食而死。人們對此大發感慨，遂傳民謠一首。
後以“斗粟尺布”來比喻兄弟間因利害衝突而不和。
最後，再看看明末清初的谷應泰在其《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景帝登極守禦》中對朱祁鈺的評論：
“谷應泰曰：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狡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主。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谷應泰亦稱朱祁鈺爲“英主”。
不過，谷氏對朱祁鈺“戀戀神器”、“未聞乎大道”似乎有些可惜。
其實，谷應泰的“可惜”，是普遍的正統觀念影響下的統一看法，有落入俗套之嫌。
總而言之，談遷的看法，算是中肯平允的。
歷史，雖然給了朱祁鈺應有的正面評價，對其小疵表達了不同程度的惋惜。但是，既然朱祁鈺當日做了那些他想做的事，那麼，從他蓋棺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須接受針對其所作所爲一切正面、負面，讚揚、惋惜的言辭。
不惟朱祁鈺如此，一切留名歷史的人，最後，都必須接受歷史的公正檢驗：
善的，抹殺醜化不去；
惡的，隱藏美化不去。
這就是歷史的定則。
（本篇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