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回了趟乡下老家。因为住在乡下父母的房子需要统一搬迁。利用星期天帮父母收拾收拾。
父母已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算得上身体健康。生活上还能自理，这叫做儿女的都很放心。
父母居住的房子是九十年代初我结婚时建的，房子是四合院。整个房屋和庭院被父母收拾的干干净净。
在整理屋子里东西时，父亲床上铺的一领有些泛黄且黑斑点点，但光滑的苇席被我收拾后，遗弃在院里，做为垃圾处理。
不料此举动，激怒了父亲，冲着我大声训斥：“收回去。”
我却不在意地说道：“一领破旧的席子，还要它干什么?回过头来我给您老人家再买一领新的竹席子。”
我的话音没落，身上却挨了父亲那重重的一拐杖。
我刚要与父亲理论，突然间发现父亲那古铜色刻满沧桑的脸绷的紧紧的，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父亲那浑浊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母亲赶紧过来，劝道：“孩子，今天早上你爸还说呢，什么东西都可以扔掉，唯有这领铺床的席子不能扔，睡了一辈子的席子，睡在上面舒服，不搁人。”
母亲的一番话，使我想起去年夏天的一件事。
去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妻子来看望父母，中午休息的时候，我躺在父母床上，见床上铺的就是这领黄不拉及，且有些黑点的旧苇席。
我用鸡毛掸子抽了抽，又用毛巾擦了擦。在一旁的父亲看见了说道：“不脏，睡吧。”
我望着父亲那雕塑般的脸，赶紧躺在床上。
不知咋的，身下一股凉丝丝的感觉，突然植入心扉，我酣然入睡。
那天我睡得特别香甜。
后来据母亲和妻子说，她们催了我好几次，直到天黑，我才醒过来。
临走时，我给父亲说：“换张席子吧，竹子的，睡在上面也挺舒服的。”
父亲说：“不用了，竹子的我睡不惯。”
母亲说：“不要乱花钱，我和你爸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再活几年?”
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买张凉席，儿子还是能买起的，再说了，这席子也有年数了，又破又旧的，换个新的吧。”
妻子也在一旁劝导着。
也许父亲是碍于儿媳妇的面子，说道：“换也得换个苇子编的。”
我点头称是。
第二天星期天，我和妻子跑遍了县城大大小小卖席子的商店和超市，竟然没有一家卖芦苇席的，全部都是竹子或不知名的茅草杆编制的。
没办法，和妻子商量后，花了500多元钱买了个竹席。
满以为父亲很高兴，不料却吃了个闭门羹。
那天下午，我驱车来到父母家，把席子放到父亲跟前，正准备换下那领旧席子。
父亲问道：“多少钱买的?”
我说：“不贵，500多元。”
父亲：“咋这么贵?”
我说：“贵怕啥，质量好，只要您老睡着舒服，也算做儿子的一片孝心。”
父亲问：“是湖苇编的吧。”
我说：“不是。”
父亲说：“是家苇编的?”
我说：“都不是，是南方竹子编的。”
“什么?不是芦苇子编的?”
我说：“是的。”
父亲说：“那不要，退回去吧，我只要芦苇子编的，其它的我睡不惯。”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认准的理，八头大牛也拉不回。
我正要进一步解释，母亲在一旁说话了：“听你爸的，要不你们留着用，要不就退回去。”
我还要解释，母亲使劲地给我使了使眼神。
就这样，我只好回去了。
细细品味父亲这一生，是和苇席有缘的，是对苇席情有独钟。
苇席曾给父亲带来过自豪和满足，也给父亲带来过痛苦和灾难。
芦苇分为湖苇和家苇，编织的席子是用湖苇。湖苇杆细易破。家苇根系发达，杆粗壮，易于编箔。编织的箔用于晾晒东西，或剥去皮后，用于屋内吊顶棚或当做屋内夹山墙。
母亲的姥娘家是微山湖里人，居住在那里的人靠湖吃湖。春、夏、秋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靠着一艘小船，任意在湖里捕鱼捞虾或采些菱角、莲蓬、鸡头米之类进行充饥。冬天冰雪封住湖面，人们会提篮拿袋踩着厚厚的冰雪去湖里捡些冻死的野鸡、野鸭或一些水鸟。有时会撬开厚厚的冰跳进水中挖些湖藕。
当然，这些体力上的活都是有男人来完成。
挖藕之前，男人们会穿上厚厚的叉衣，再喝上半斤自制的烧酒。以致后来微山人好酒，嗜酒如命，但豪爽，像微山湖一样心胸开阔。
妇女们则不，她们会盘坐在家中剥苇子编席。
小孩们会跟着大人屁股后面拾拾蘼子，扯扯席底子线。
母亲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姥娘学会了编席。
母亲编织的苇席有角有棱，方方正正。
苇席分为丈席(大号的，长9.2尺，宽4.6尺)、腰庄席也称为条席(中号，长8尺，宽3尺)、坐席也称为小包方(小号，长6尺，宽3.5尺，只能坐下五、六个人)。
丈席，腰庄子席是可以换钱的。坐席只是人们在夏季铺在庭院或院前院后坐在上面纳凉或拉家常所用。
编席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根据席子的大小、尺寸，光洁度来选择苇子。如果是丈席，就要挑选稍有粗壮的苇子。剥去外皮后剩下光秃秃的杆。
这时候苇杆就会发出腥腥的、甜甜的味道。
再从光秃秃的苇杆里挑出粗细一样，长度一样。然后用镰头刀一分为二从中间破开。捆扎后，放进坑塘水里进行㓎泡。因苇杆粗壮，浸泡时间往往要长一些。头天晚上放进水里，第二天在捞出。这样苇杆被水浸泡得有些发软。空净水后，找一片光滑平坦的空地铺在上面，再用碌磙来回反复碾压，前时碾压会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再后来就会发出“沙沙”的声音，这就意味着蘼子碾压好了。
压出的蘼子光滑、柔软。
编织出的席子好看，耐用。
编席者的十个手指也不会被蘼子所扎被。
编腰庄子席，就没有这么费时费工，从粗壮的苇杆里挑出一些中等粗细一般大的，只不过不用镰刀去中间破开，而是用专门犁蘼子的工具(大约长8公分，直径在4公分的圆木，中间刻有一槽，槽里镶有快快刀尖，把苇杆放进槽里，左手握紧，并用大拇指压住在槽里的苇杆，右手拽杆头往后轻轻一拉)。然后捆扎好放进水里，只是㓎泡时间和碾压时间都短了些。
编织坐席是用丈席、腰庄子席剩下的下角料来做成的。
无论编织什么规格的席，都必须要用底子席。就是在编席之前，放在地上一张席子，根据底席的大小进行编织。
从底席中间开始向四周编织。
编织还要挑出头把蘼子(开始用的)，二把蘼子(中间用的)和三把蘼子(结束用的)。
开始时母亲是跟着大人干些零活。
到母亲十六、七岁的时候，一天就能编一领丈席了。
无论从席子上的底角，中间的接蘼子，还是到最后的折边，母亲都掌握得极为娴熟。
难怪姥娘逢人就说：“谁要是娶了我家的闺女，那是他老辈烧了高香。”
浩瀚无垠的微山湖到处长满了芦苇，编织苇席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吃上饭是不用担忧的。
编织好的苇席，外地人常常会来这里进行收购的，但是卖出的价格往往很低。
湖里人为多卖些钱，往往把编织好的席子搌在一起，搭伙撑船去南阳。除了往返的路费，剩下的还很多。
有时也会遇到湖上强盗，但是搭伙的人多势众，往往强盗也就造造声势罢了。
就是这个原因吧，微山湖人才赖以生存下来。
可是没过多久，这里成了禁区，除捕鱼外，芦苇不能随意割了。到了冬天人们靠着编席来维持生活的愿望也渐渐消失了，一些生活上的用品也少之又少。
人们开始偷偷的下湖去割芦苇，偷偷的在晚上或夜里搞编织。
母亲十八岁嫁给了父亲。
出嫁前，姥爷、姥娘用了三个白天两个晚上挑灯编织了两个丈席，三个腰庄席(芦苇是姥爷姥娘和舅舅在湖边捡的)，偷偷的去集市换些粗衣布，作为母亲的陪嫁。
之后姥爷、姥娘又用了两个晚上编织了一个丈席，一个腰庄席，叫姥爷推着独轮车送来。以便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换些吃的来填饱全家人肚子。
不料在姥爷送席的第二天，村里的一位老人过世。老人下葬时，这家人竟连给老人遮尸体的东西都没有。老人的儿子只好到我家向父母磕了数头。
心地善良的父母答应老人的儿子。
就这样老人的儿子用席子将老人掩埋。
也就是那一年，黄河决堤，洪水泛滥，肆意的洪水吞噬着村庄和良田。水灾殃及我们这里。整个微山湖水满为患。刚刚长到齐腰高的芦苇被大水漫过了顶，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待洪水退去，大片大片的苇芽子被水浸泡死。湖里人第二年的生活来源成了泡影。
就这样大部分湖里人弃掉船只都外出了。
第二年刚一开春，父亲和母亲也随着讨饭的大军出讨了。
一路沿讨来到了山西晋城的一个小山庄。
父母刚到时跟别人一样做着体力上的活。后来知道庄上有家大户人常年雇人做苇席编织。
父母高兴的不得了，母亲编席的本领用上了派场。
父亲在这里学会剥苇子，破蘼子，甚至跟母亲学会了编席。
这家大户人家还规定，凡外地来编席的除了管吃管住外，还按编席的大小规格、领数给一定的工钱。
父母感激涕零。
母亲则从早晨起来，一直到晚上甚至到深夜不停的编织着。
最难熬的是冬天，天冷的出奇。父亲把剥好的苇杆破好后捆成捆，砸开坑塘厚厚的冰，把苇杆浸泡进水里，往往一等就是多半天，苇杆捞早了，浸不透水，碾压出的蘼子硬，不柔和，编出的席子板硬。且苇蘼子还会把手指扎破。十指连心，夜里母亲疼的睡不觉，十个手指用胶布缠了一层又一层。捞晚了，砸开的冰窟窿又被冻上，再砸开。反反复复。
尽管这样父母还是每天早早的起，晚晚的睡。
好在父亲和母亲年轻。
以致后来，母亲的腰弯的像弓，手指关节肿大都与当年母亲长时间坐在地上编席有很大关系。
为多挣些工钱，全家人能过个好一点的年，及年后一家人的油、盐、酱、醋和一家人身上衣服的添补。
父亲和母亲没白没黑的编织着席。
临近年关，村里大多数外出人都回来了，当人们谈论谁家外出挣多少钱时，只有父母心里更清楚。
一年后，父母又把奶奶居住的两间濒临倒塌的房子重新修缮，惹得村里的老少爷们直眼馋，非要跟着父亲去山西编席。
父亲感激母亲，知道自己娶了个勤劳善良会过日子会编席的好媳妇。
就在那三年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偷偷的从姥爷家拉些苇子，晚上编席，然后再偷偷的拉到湖里换些钱财，没至于像其他人家那样饿的东借西磨。
真应了姥娘说的那句话：“谁娶了我们家的闺女，那是他家上几辈修来的。”
然而，父亲也曾暴打过母亲一次，以至母亲回到娘家半月没回家。父亲几次登门才把母亲接回。
有一年秋天，七十多数的奶奶不知得了一种什么病，肚子里像积了食，胀的鼓鼓，需要去大医院做手术，急的全家人不知咋好。
父亲跑遍所有的亲戚借了遍，也没有借到一分钱。
眼看着奶奶已奄奄一息。
那一年我二叔十八岁，正在外地挖河工，得知奶奶病的不轻，连夜赶回家。
傍晚二叔望着父亲和母亲一愁莫展，二话没说就出去了。
两天后二叔找到母亲说：“嫂子，这些钱给咱母亲看病，我哥要问，你就说是从你娘家借的，我要是把真相说给我哥，他能打死我。”
母亲问：“这钱哪来的?”
二叔说：“别问了，嫂子。”
母亲再问。
二叔只有将实情告诉母亲。
说完二叔就不见了。
当父亲向母亲问二叔时，母亲说：“河工上缺人，连夜赶回去了。”
父亲问母亲哪来的钱时，母亲说：“是自己攒下的私房钱，想给姥爷、姥娘添件衣服。”
父亲没在多问。
奶奶去医院做了手术，病好了。
二叔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天夜里二叔偷了供销社的苇席去湖里卖掉，后又怕被抓，连夜去东北投奔一个远房亲戚。好在供销社没有发现席子少。)
春节已到，外出挖河工的人陆续回来了。
父亲不见二叔，问其他回来的人。
回来的人告诉父亲：“早在一个月之前，说二叔听说母亲病的不轻，回来后就再也没回工地。”
父亲问母亲。
母亲不说。
父亲再问母亲。
母亲还是不说。
眼看着父亲就要急了，母亲才将二叔偷席卖钱给奶奶治病的事说给父亲。
父亲气的暴跳如雷。怨母亲没能阻拦二叔，没能告诉自己。狠狠的将母亲暴打一顿。
受到委屈的母亲，连夜领着姐姐(姐姐已经两岁了)回到姥爷家。
自知理亏的父亲思前想后，觉得愧对母亲，几次去姥爷家接母亲，被姥爷堵在门外。
最后，父亲在姥爷家剥苇子，破蘼子。“劳役”了十多天。母亲才跟着父亲回到家。
父亲知道错怪母亲了，更加疼爱母亲。
奶奶问起二叔，父母总是打着掩饰告诉奶奶：“二叔很好，在东北跟着亲戚做活。”
七十年代中期，地方允许农民做些小买卖，但没有完全放开。
有一年冬天，刚过完腊八，父亲和村里一位兄弟用平车拉着几领苇席去坡东(今日滕州)换些地瓜干，不料走到半路，被附近公社里的市场工商人员发现。父亲和那兄弟见状，推着车子疯似的跑。鞋子被跑丢了，脚板上扎满了刺，怎奈还是被工商人员给追上了。
车子和席子被没收了。
问清情况后，把父亲和那位兄弟一并送回我们公社。
第二天正值年关大集，集市上人山人海，父亲和那位兄弟头上被戴上一顶用纸糊的高高的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坏分子”的字样。被人员推攘着，整整游了一上午的街。
父亲自知羞愧难当，受到莫大耻辱，想到死。
母亲苦苦哀求。
是母亲及一家人的眼泪留住了父亲。
父亲没有死，但胆子变得越来越小。
每外出干活时，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哪句话被别人抓住把柄。
后来舅舅在上学出示证明时，学校劝舅舅要与我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好在姥爷、姥娘深明大义，宁愿不叫舅舅上学，也要认我家这门亲。
随着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和妹妹的相继出生，母亲也因常年劳累，浑身上下出现疼痛。
但父亲和母亲为了这个家在坚持着。
八十年代初，村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些脑瓜灵活的家庭纷纷做起了小买卖。
我家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只有围着几亩责任田转悠。
好在父亲和母亲编席编的好。父亲通过在湖里的亲戚买了大量的苇子，全家齐动员。
每天放学后，总是和姐姐妹妹一起帮助父母剥苇子，犁蘼子。
湖里的苇子越来越少，编织的苇席价格也越来越贵。
母亲还学会用芦苇编些席篓子，鳝鱼笼等，拿到集市上个个卖好价钱。
仅仅靠那几年的编织席，家里有了一些积蓄。推倒老房子，建起了新的砖瓦房。
有时父母也叫姐姐学编席，嘱咐姐姐：“好好的学，湖里的苇子有的是，将来再过苦日子，编席也是一门手艺啊。”
姐姐笑着说：“哪还有什么苦日子，只能越过越好。再说了，编席是哪门子手艺?”
母亲说：“咋不是?”
姐姐说：“咋能是呢?”
母亲说：“编席可有讲究了，大小尺寸，折边，叠角，反撬等等，这里面有学问的。”
“这难道说不是一门手艺吗?”母亲接着说。
父亲在一边大声说道：“这还不算手艺吗?要不是你娘会编席这手艺，全家恐怕早就饿死了。”
父亲说的不无道理啊。
姐姐无语。
村家后有近五、六亩的坑塘，坑塘里长满芦苇。土地承包后那片苇坑也被分到各家各户，一人分到几厘地，合起来最多的人口也不过二、三分地。人们难以管理。有的家人干脆放弃。每到冬季坑塘里结了厚厚的冰。人们会沿着冰去苇塘里捉些被冻得奄奄一息的水鸟等，再加上一些畜牲的糟蹋，满坑塘的苇子东倒西歪，折的折，断的断。还有的拾到家后当作烧锅材料，很是可惜。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找到村里商量，以每亩100元的价格承包过来。
父亲盘算过，苇子投资成本少，按目前编织苇席价格来算，扣除成本，编织成席子或各种用苇子编的蓝子、篓子。也能收入万儿八千的。
父亲与村里签订了十五年的承包合同。
就是靠着这几亩苇地加上父母的辛勤付出，我兄妹三个先后考取了大学。
姐姐虽然没有学会编织席，但考取了南方一家工艺美术学院，专业是编织品设计。
九十年代初，父母率先在原有瓦房的基础上又建起一座漂亮的四合院。
父母还风风光光的把奶奶送走，让奶奶没有留下任何遗憾。
由于芦苇量大，全靠父母经营忙不过来，父亲把村里的闲散妇女招集家中或分散到户，采取多劳多得的方式编织苇席。
我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正当父亲生意顺风顺水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一位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子找到父亲，说是在苏州开了家贸易公司，需要出口大量的芦苇编制品，苇席就是其中的一项。说是看中了我家编织的苇席。
父亲喜出望外，认为遇上了“财神爷”，一口答应。
那男子还保证每张席子会根据规格的大小比市场价格要多出两角钱来。
于是父亲与那男子签订了长期供应合同。
一连数天那男子吃住在我家，与父亲商讨怎样扩大经营，怎样把编席的质量提高，又怎样利用芦苇多花样的去开发新产品。
父亲视那男子为恩人。
一个月过去了，男子扔下订金钱后租赁一辆拖车将价值近万元的苇席拉走了。
男子临走时向父亲承诺，回公司后就将货款汇过来。
父亲相信了。
一个月过去了，半年过去了。
父亲再联系那男子时，男子手机关机。
父亲坐不住了，只身拿着合同去了苏州。
到苏州后经查，这家公司根本不存在。是一个皮包公司。
父亲是流着眼泪回到了家。
就这样近万元打了水漂。
母亲劝父亲：“想开些，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
父亲心痛的说：“这可是一万元啊。”
母亲说：“一万元咋啦，只要咱记住这个教训，多长个心眼还怕挣不到钱?这么多年来不就是这样风风雨雨过来的吗?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母亲再次燃起父亲从头再来的欲望。
然而事与愿违。
就在离承包期结束的前一年，一场大火又把父亲烧入了底谷。
那年，秋末冬初，天气特别干燥，一连几个月竟没下过一场雨。
正是收割苇子时节，父亲雇了些帮手准备第二天收割苇子。
夜里突然起火，火借风势，风借火势，待村里人们起来扑救时，整整的几亩苇子已化为灰尽。
第二天我兄妹三人赶回了家。
母亲想去报案。
父亲拦住了。
全家人一致认为是得罪了人，或别人嫉妒而蓄意纵火的。
合同一到期，父亲想再续合同，被我们兄妹三人拦住了。
好在那片坑塘被本村一位经营木材的老板看中了，以高出数倍的承包价给承包过去。
就这样父亲无奈的放下经营多年编织苇席的这门营生。
随着人们对物资追求的欲望越来越高，市场中出现的席子多为竹制品或茅草杆制品。
这种芦苇编制的席子渐渐的退出了市场，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除了上述父亲对苇席的这种情怀外，母亲还说：“要在父亲百年之后无论骨灰盒或棺材上一定要盖一领苇席。”
这是父亲最大的心愿。
听老人讲过，棺材上盖席，寓意将来的子孙能在官场仕途上，占有一席之地。(甄西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