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茶坊》，是汪曾祺先生在1981年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主要回忆了1960年三年大饥荒的背景下，“我”下放期间，被派去张家口掏公共厕所，在七里茶坊共度的一段时光。
同行者有老刘、小王、老乔。
三人性格各异。
老刘，是一个老光棍，现在是公社招来的“合同工”，之前打过长工，有过老婆，但养不活她，跑了。之后就开始流浪，自由自在，有点钱全喝了。
小王，念过高小，想当教员，想当会计员，但都没能如愿以偿，每月工资很少，常有一些不平之气。
老乔，曾是个技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老于事故。年轻时学修理汽车；抗日战争时跑到大后方，当运输队司机；抗战后回张家口开车。工资高，没负担，喜欢吃喝。现在也很少喝了。
这三人，加上“我”，性格各异的人，却能在特殊的时光里谈天说地，除了“掏粪”这项工作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其次就是关于吃的方面。
汪老在文中这样写到：刚出屉的莜面，真香！用蒸莜面的水，洗洗脸，我们就蘸着麦麸子做的大酱吃起来，没有油，没有醋，尤其是没有辣椒！可是你得相信我说的是真话：我一辈子很少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是什么时候呀？——1960年。
他们谈酒、谈云南的美食、谈以前能大口吃肉的场景。在交谈中，简单的食物满足了众人的食欲。
当时的人是简单的、单纯的，能解决身体上的饥饿就已十分知足。
当然人不是机器，除了生理上的满足，每个时代都需要精神食粮。
在精神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
汪老是这样写道：
老乔看他的《啼笑姻缘》。
小王写信，或是躺着想心事。
老刘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
我，就靠在被窝上读杜诗。
这样的生活简单、朴实。
由此汪老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农民，对于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
在那个年代，处于现在的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
现在中国的农民，很多都不种地了，种地是养不活一家人的。
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去城市里打工，有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农民工”。
他们建高楼大厦，他们修路、修桥，他们同样也是社会的建设者，可他们是农民，所以他们是农民工。
农民是没有话语权的，遇到赖账的老板，他们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中国的农民对生活的要求真是太小了，他们从不发言，他们只会眉头苦干。
小说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片段，里面包含一些意味深长的话。
汪老是这样写的：
痘疤脸说：“就是！俺们和公社的书记说，这产量是虚的。他人家说：有了虚的，就会带来实的。”
高个儿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这年月！当官的都说谎！”老刘接口说：“当官的说谎，老百姓遭罪！”
小说中的人虽然辛苦，但也有温暖的时刻。
其中一个片段：
老刘起来解手，把地下三根六道木的棍子归在一起，上了炕，说：
“他们真辛苦！”
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咱们也很辛苦。”
老乔一面钻被窝，一面说：“中国人都很辛苦啊！”
他们是谁，他们是三个坝上来的人，是赶牲口的人，在恶劣的天气下，为了能让坝下的人吃上一口肉，连夜赶牛的人。
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身体上要忍受饥饿，精神上还要担心说错话，时刻警惕，过年能吃上一口肉对百姓来说就是最大的幸福。
生活很苦，人的欲望极低，吃饱穿暖成了最大的幸福。
而现在，大多数人都能吃饱穿暖了，身体上的饥饿减少了，欲望也越来越多，内心承受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冷漠、疏远。
无论身处哪个年龄阶段，都有各自的压力。
刚出生的婴儿怕喝到毒奶粉。
小学生从进入学校开始就要拼爹拼妈。
初高中生要面对升学的压力。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比比皆是。
中青年人年被巨额的房贷、车贷压得闯不过气。
老年人担心老无所依。
我们既不怀念那个什么都没有的年代，可我们有何尝真正享受过当下的生活。
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当有一天听见有人说：“中国人都不辛苦！”我想这就是人们期待的真正的生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