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審判——平庸之惡

我所認識的世界,只有兩個理性的人存在。一個是維克多·雨果,另一個是漢娜·阿倫特。我不知道我這樣說是否太過決絕,但我此刻清晰的思維告訴我這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本身也是一個欠缺理性的男人。

我之所以說雨果理性,是因爲那篇《就英法聯軍遠征中國給巴特勒上尉的信》,身爲法國人的他,站在世界公民的角度竭盡筆力直面批判與諷刺了英法聯軍侵華並劫掠燒殺圓明園的強盜行爲,絲毫沒有半點狹隘的民族主義,文章中飽含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與尊敬,盛讚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古老的智慧的藝術結晶,指出“歲月創造的一切都是屬於人類的”,實屬難能可貴。

然而,今天我要着重談談另一位了不起的理性人類——— 漢娜·阿倫特。

阿倫特生於1906年,原籍德國。早年她在馬堡和弗萊堡大學攻讀哲學、神學和古希臘語,後轉至海德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她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論家之一。1933年納粹主義席捲整個德國,身爲猶太人的她流亡到巴黎,惶惶不可終日。

被送進隔離營那段日子,應該是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之一。每天都與死亡咫尺相鄰,看着身邊的婦女與兒童一天天在絕望中等待殘忍的死亡,那種瀰漫到無法再擴散的恐懼幾乎讓她也隨之崩潰!不過她到底是做了上帝的寵兒,1941年她獲得了去美國的簽證,1951年她成爲了美國公民。同年,她所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奠定了她作爲一個政治理論家的國際聲望,生活對於她來說是蒸蒸日上的。

就在1960年,這樣的恬淡與舒適被打破了。二戰中曾在大肆屠殺猶太人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特工抓獲,次年在耶路撒冷對其舉行了刑事審判。阿倫特作爲《紐約客》特派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道該審判。

當艾希曼坐在用玻璃籠罩的被告席中,所有人的眼睛都審視着這個猶太族人的“惡魔” ,眼睛裏全是憤怒、仇視與殺戮······面對這樣一個被審判的“魔鬼”,他是沒有任何機會獲取生的可能,但是出於人類對求生慾望的渴求,艾希曼沒有放棄一絲一毫的機會。當法官與律師輪番質問他爲什麼要那麼殘忍下令用火車將600萬猶太民衆運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用毒氣殺死?難道就沒有一點良心上的責備與不安嗎?當集中營少量的倖存者出庭指控時,有的因爲激動泣不成聲,更有甚者當庭暈過去······

艾希曼顯得有些呆滯、無可奈何的辯解道:“ 我只是一切聽命於元首的,我發誓我沒有親手殺害任何一個猶太人”“我的忠誠是我的榮耀”“我有什麼辦法不執行上級的命令?”

就在審判如火如荼的進行着,阿倫特保持着清醒的頭腦用哲學去思考這一問題。艾希曼到底有罪無罪?艾希曼應該得到怎樣的懲罰?終於,她得出了一個震驚世界的論點———“平庸無奇的惡”。

他之所以簽發處死數萬猶太人命令的原因在於他根本不動腦子,他像機器一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她再次運用極權制度的意識形態性質來分析這樣一個平庸無奇的人爲什麼捲入深淵般的惡而無法自拔,問題在於納粹通過使用新的“語言規則”來解說他們的反常行爲:“滅絕”、“殺掉”、“消滅”都由“最終解決”、“疏散”、“特殊處理”來表達。對於追求觀念的人來說,“一切都是可能的。”

阿倫特還指出,猶太人所遭受的不幸猶太人自己也要負責,猶太人領袖(猶太委員會)直接參與了艾希曼的行爲,如果猶太人不聽自己組織領袖的話,就不會死那麼多猶太人。這一些犀利深刻的觀點一夜之間讓阿倫特陷入鋪天蓋地的謾罵聲中,整個以色列視她爲“納粹的辯護者”,有人對她說“你對真理的探索帶給了你榮耀,但這一次,你要誤入歧途了”,更有甚者直接寫信給她“納粹的婊子”!如果說在隔離營是她人生最黑暗的時刻之一,那麼這一段與“全民族爲敵”的時光則是沒有之一的黑暗!

阿倫特在一片譴責聲中勇敢的走上了大學的演講臺,她習慣性的抽着煙,振振有詞的說到:“當《紐約客》委託我……報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過程時,我做了一個假設。那就是,人們對於一個審判的唯一興趣點就在於:尋求公平的正義。那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因爲將作出宣判的法庭所面對的……是無法在法典中找到的罪行。而且在紐倫堡大審判之前,我們對於這一類型的罪犯也毫無概念。即便如此,法官還是必須把那個因爲自己的行爲遭到控訴的阿道夫·艾希曼當做一個人進行裁決。”

“這個審判的對象不是一個‘體系’,不是‘一段歷史’,不是什麼‘主義’,更不要提什麼反猶主義,而就是那麼一個人。像艾希曼這樣的納粹罪犯所引出的問題是,他堅持這些不是自己個人的主觀行爲。似乎覺得沒有人應被懲罰,也沒有什麼需要被寬恕。他反覆再三地抗議,與公訴人所指控的屠殺報告相反,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自主行爲。他也沒有一丁點兒‘意圖’……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他說,他最終做的只是‘遵循命令’。這典型的納粹藉口……”

“讓我們明白,在這世界上最極端的惡,其實是無名之輩所犯的。那些被沒有動機,沒經過思考……沒有兇狠的性格或者邪惡念頭的人所做之惡。這些人拒絕讓自己成爲有個性的人類。我在這兒將這一種表現稱作‘平庸之惡’。”

“衆所周知,我是一個猶太人。大家指責我是一個‘反猶太’的猶太人,替納粹辯護,藐視自己的同胞。這不是所謂的爭論,這是在誹謗!我不是在爲艾希曼辯護,但我的確是想要把這個極其平庸的人與他所做的恐怖行爲聯繫起來。嘗試去理解並不等於要寬恕。我有這個責任去理解。每一個有膽量把這個主題拿到報紙上來討論的人,都有這個責任去理解。自從蘇格拉底與柏拉圖以來,通常我們把‘思考’……看成是存在於我自己與我之間的無聲對話。在拒絕成爲一個人的同時,艾希曼也將這一個能夠成爲真正人類的能力完全地拋棄掉了,這一能力就是‘思考’。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帶有道德觀念了。思考能力的缺乏,使得許多平凡普通的人容許自己做出各種殘酷的行爲,有些甚至前所未見。沒錯,我是用哲學方法來考慮這一問題的。是‘思考之風’所得到的結果,不是知識,而是一種能區分對與錯、美與醜的能力。然後我希望思考能帶給人力量,從而當‘天要下雨’的時候,儘可能地阻止災難。”

每一個人都行證明漢娜·阿倫特錯了,但是沒有一個人注意到她真正的錯誤。邪惡不可能同時即陳腐又激進,只有極端纔會構成邪惡,而絕不是激進。只有好的事物纔會既偉大又激進。

如果現實總能夠迴歸於理性,讓理性去審判罪惡、愚昧、良知甚至人性,那麼是否真的如阿倫特所期望的的那樣“儘可能的阻止災難”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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