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时，萝卜大批上市。我妈让我背上一竹揹篓，乐山话叫“甲背儿”，从县街穿过玉堂街东大街，绕去上河街买萝卜。上河街距迎春门码头近，渡河来卖萝卜的农民，要么是新场子、茅桥的，他们卖的是山地萝卜，外面一层红泥巴，洗的时候，最好是找团谷草，一擦即净；老岗坝的沙地萝卜，外表干净，很容易煮耙，是乐山当地萝卜的上品，价钱比山地萝卜高，我妈舍不得买。
萝卜买回来堆在一旮旯，每天都是吃萝卜，一直要吃到萝卜头上长出了嫩芽。白水煮萝卜、肉煮萝卜、骨头炖萝卜、炒萝卜丝、遇到粮食不够吃的月份，把萝卜切成丁块，放点猪油先炒一下，然后把煮到半熟的米饭倒进去，盖上锅盖闷熟，一半萝卜一半米饭。
肉煮萝卜的日子叫打牙祭，十天半月有一回，所以没留下多少记忆。倒是白水煮萝卜是我家的当家菜。萝卜一煮，我就要去干一件最头疼的事，钟海椒面。这个“钟”字，音是对的，文字可能不正确，意思是在石对窝或者铁对窝里把辣椒捣碎。
我妈出生在白马场一个大户人家，不晓得她小时候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反正从她对辣椒面的基本要求来看，有点繁琐、有点偏激。首先是对干海椒的要求，颜色要深红，必须是五黄六月摘下来晒干的，大姆指般粗细饱满，当地人叫朝天椒。先用剪刀把朝天椒剪成几段，然后放入铁锅，微火炒脆，起锅时滴入几滴菜籽油。铲进对窝，用铁棒慢慢捣碎。
乐山本地出产的朝天椒，沾在手上火辣辣的，捣碎的过程中，升腾起的辣气，令人呼吸困难、眼睛都睁不开，可见辣素的厉害。我妈还有个习惯，辣椒面是每吃一顿都要重复一次“钟海椒”，这项艰巨的任务，几乎成了我的专利，成为少年时代抹不去的痛苦记忆。
小时候有一段时间肥皂紧缺。我妈教书的关庙毛锅厂中心小学，操场边上有一排高大的皂荚树，长得畸形怪状，树身上有许多尖刺，锋利的很，从来没有人敢爬上去，树梢上满是喜雀或者乌鸦的窝，也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据说，有皂荚树的寿命可达千年。以我现在的认知去估量毛锅厂小学外面的那排皂荚树，怕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
皂荚树浑身是宝，最大的用途当属使用果实洗头、洗衣服。皂荚是皂荚树的果实，个头硕大果实肥厚饱满，看上去就像一个特大号的豆角。皂荚四月开花，一串串，到十月后，皂角树上的皂角就成熟了，象一串串特大号的豆角挂在树上。秋风秋雨过后，许多皂角自然掉在地上，皂角的表面还呈现绿色。老师的孩子们都去捡一堆回家，储备起来慢慢用。学校周围的农民也去捡，掉地上的皂荚多的是。
我妈喜欢留长头发，梳两根长辫子，她的爱好自然也成了我妹的头发标配。一到她俩要洗头了，便叫我找几根皂荚出来，用石头砸破，放在锑锅里加水煮沸，然后再兑水洗头发。有时临到要用皂荚没了，不用着急，赶紧去皂荚树下东寻西找，实在没有，捡几块鹅卵石退后几步，往树上甩去，肯定会掉下来一串自以为顽固的皂荚。
有古树的地方就有一个古老的村庄，现在古树没了，那个古老的庒园也湮没了，留下一个需要对当下人解释的虚无的地名一一毛锅厂。那些古树，参天的皂荚、几人牵手围不过来的黄桷兰、桂园树、松树、百年梅花、玉兰树……留在我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中。
后来我妈从中心校下放到关庙桥儿店一所大队小学教书，住在一王姓人家用竹片隔起来的房子里。房东是个裹着小脚的老妇人，成份高，见人很少说话，老是低着头干事。老妇人很爱干净，打满了补丁的斜襟阴丹蓝衣服永远干干净净。她洗衣服是用自己炼治的水碱，我见过她制造的过程。煮饭时烧过的谷草灰，先用清水在木盆中沉淀，去渣，放锅里煮沸浓缩，然后装入一土罐备用。洗衣时倒入适量，然后揉搓，效果不错。
桥儿店还给我留了一个甜蜜的回忆，制造红糖。
1970年，那是一个苦涩的岁月。桥儿店所在的关庙三大队有户人家用木头制成压榨机，我妈不知道从哪里买来几梱甘蔗，请那户人家挥汗如雨榨成汁，放进大铁锅猛火熬煮，待浓稠后倒入一木模，冷却后便成土制红糖。
红糖制成，巳是深夜，我们一家三口，抱着一块甜蜜到极致的幸福感，踏着坎坷弯曲的山路回到大队小学校。一边走，一边掏一块红糖放嘴里，吃的那般尽兴。一条甜蜜的路，一条幸福的路。那个夜晚，从此伴随我成长，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