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四年（1865年），被譽爲西方鐵路之父的鐵道專家麥克唐納·斯蒂芬生出現在金碧輝煌的琉璃瓦的大屋下，向同治小皇帝，實際是向龍椅之後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建議了一個發展中國鐵路計劃的神話：“以揚子流域的華中商業中心--漢口爲出發點，修築一條東通上海，西至四川、雲南等省，直達印度的鐵路幹線。”爲了證明他所言不謬，於是特地在宣武門外造了一條一里多長的小鐵路，試驗一列火車。當這個“怪物”汽笛一鳴，鋼輪鐵軌隆隆摩擦，聲震京華。立在一旁的大臣禁不住大聲疾呼，火車會震動先帝陵寢，於廟堂不利。當下“龍顏”大怒，命步軍統領衙門，收了“怪龍”。斯蒂芬生非常失望地離開了中國，臨走時不禁哀嘆：“中國鐵路時代尚未到來。”
落後之所以落後，不在於人民的愚賢，而在於國家，政府是否開明。不管西方人出於什麼目的，我們總要與這個世界相互融合，特別是在1840年以後，因爲我們想閉關鎖國也已經做不到了，想保留自己天朝上國的地位也已經只能幻想了，可是我們仍然還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缺少更廣闊的眼界，也充分表明了我們終究還要受到更大的打擊和“開放”，不管我們是否願意。
當這個世界已經越來越開放的時候，當科技水平到達一定能力時，當自身力量不能保護自己時，那麼我們面臨的只能是無盡的屈辱和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