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十二钗的生命挽歌——读曹立波的《红楼十二钗评传》
十年前的初稿付梓，曹立波老师始终觉得自己所著的《红楼十二钗评传》缺少了“精气神”。经过十年的“精雕细琢”，践行着其先祖曹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严谨创作精神，插图增订本的《红楼十二钗评传》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打造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不论是从外在的装帧，还是内在体例设计，亦或是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探究相较于初版都有了质的飞跃。
从书名看，为“红楼十二钗”所做的评传应是作品的主体。走进作品内部，由十二钗组成的群芳恰似百花争艳的百花园，尽态极妍；而，曹老师对每一钗前面所用的恰切的诗词，把它们缀连在一起，构成了一帧沁满文化馨香的诗词画卷：“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林黛玉、“梨花一枝春带雨”的薛宝钗、“满城春色宫墙柳”的贾元春、“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贾探春、“有情芍药含春泪”的史湘云、“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妙玉、“乱分春色到人家”的贾迎春、“惜春长怕花开早”的贾惜春、“笑语盈盈暗香去”的王熙凤、“春在溪头荠菜花”的贾巧姐、“时有幽花一树明”的李纨和“无力蔷薇卧晓枝”的秦可卿。金陵十二钗，15-30岁之间，她们正处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年龄，也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绚烂时节。大观园是她们尽情绽放生命之花的舞台。“千红一窟，万艳同杯”，夸张的技法从一个侧面描写出这些年轻生命的朝气与活力。而曹老师分别用一句古诗词放在她们的名字前面作为修饰语，该诗句从一个侧面高度浓缩地萃取了她们的性格、命运和生命的归途；“评传”，界定了这本书写作的言说方式、体例和写作的重心。——为十二朵金花进行评论性的写传记。“评传”是传记的一种，它兼有评价和叙述双重特点。就作者针对每个人作出的评论而言，不是以专业性的学理视角进行理论性的阐释，而是在贴合原著中曹雪芹叙述的人物，依本原著，然后又转引古今专家学者研究的已成定论的结论辅助证明。当然，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为每个人所做的简略的传记有别于寻常的传记写法。由于是给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作传，是对虚拟人物的二次重构。众所周知，真实性是传记的基本特征，而给小说中的人物写传记，真实性已经不再存在。如何创作，需要选择恰当的叙述视角。如果处理的不当，写出的作品可能就四不像。从行文看，曹老师在创作时，首先把《红楼梦》放在真实的位置，作品中叙述的人物视为真实的存在。这样，作品的真实和作品中关于人物的素材真实，那么再对给传主写传记时就有了真实之感。
从作品名字的角度简单梳理了《红楼十二钗评传》写作上采取的方式，再回到具体的作品中，仔细品鉴曹老师在给每个人作评传时运用的写作技法和关注点。通读作品的主体部分——“红楼十二钗评传”，（之所以称之为主体，源于整部书除了十二钗的评传——正册，还有一个副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香菱和两个又副册——“芙蓉如面柳如眉”的晴雯和“花飞莫遣随流水”的袭人，外加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绛洞花主贾宝玉。）写作的体例基本是一致的，都涉及传主的五个方面——身份、容貌、才学、情感和命运结局。我们知道，不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命运从大的方面说是与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从小的方面说与其生活和成长的家庭环境更是紧密相连。“十二钗”来自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她们共同生活在“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的金陵贾家，在大观园中演绎人生的悲欢离合，体味人世间的爱恨情愁。从十二个与贾家的关系看，除了元迎探惜四春是贾家第三代子嗣和巧姐是第四代子嗣，其他的七位都是贾家的亲戚，要么是孙媳妇，要么是舅表辈的，要么是姨表辈的。尽管来自不同的家庭，以不同的身份端居在大观园，但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富贵、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人。正是如此，她们中很多人是不识民间疾苦，很多人因为没有走出荣宁二府，所以她们的世界里只有繁花似锦，只有珍馐佳肴，只有吟诗作画，只有采花赏月......
因为有了这样的出身和生活背景，所以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里生活时更多是从自我的视角，按照自己的心性去处理与家族、与亲朋、与社会的关系，时期任性着不乏其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有之；表面冷若冰霜，内心热情似火；厌弃红尘，一心向佛；虽为女儿身，但有男儿志......当曹老师围绕原著对其中的十二位钗人进行二次重构书写时，因为以现代学人的眼光审视，并投以现实社会的生命观照而赋予了她们新的生命气息。诚如张庆善老师在序言中所言：“我们通过品读作品，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可以加深我们对生活、对人物、对爱情、对生死，以及对世态炎凉的认知。”
一部作品在运思写作时不仅有外在的体例形式，而且其内在也有一以贯之的红线串连。就《红楼十二钗评传》的写作而言，曹老师给每个人作评传时尽管采用的都是“五块式”模式，但是在具体写作时关注的视角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这样在着墨时轻重也就有差异。比如对贾家第四代传人巧姐的书写，由于她在整部原著，尤其是在前八十回出镜不多，曹公叙写的内容有限，所以对其二次作传时不可能像前面九位钗人那样本依原著内容，进行内外勾连进行写作。不过，材料有限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原著丰富的材料固然在续写时少去了很多麻烦，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创造的想象力；而捉襟见肘的材料，却能够为二次创作提供丰富的想象时空，从而能够赋予传主更多的新意。比如对巧姐之貌部分的写作，因为原著基本上没有内容，所以就无法从原著中移用直接的材料进行拓展。但是，作为评传的一个部分又不可能不写，所以只能避开直笔宕开一路，用曲笔加以介绍：“首先来看其父母的容貌-肯定是雏凤清于老凤声”、“次之，《红楼梦》中的其他幼女也有与巧姐身世相近者，或可作为对照-巧姐与香菱、巧姐与黛玉”、“再次，小说中侧面补写的村姑也对巧姐起着一定的映衬作用-权弄铁槛寺中宝玉更衣遇到村姑，让宝二爷念念不忘”。不论是衬托、烘托，还是对比，提供这些内容，基本上可以猜想出巧姐的容颜体态；对“巧姐之情”部分的书写，曹老师首先用“巧姐与贾府其他闺秀一样，都在亲情上有所缺失”加以定性，然后分别进行浓缩性地概括：“元春被一道宫墙隔断天伦；迎春、惜春母丧父疏而被养至祖母身旁；探春身份尴尬又与生母有嫌隙；而巧姐作为荣府嫡长女，虽自幼被位尊权重的父母养在身边，却仍未享受到应有的亲情。父亲不关心，每日忱于享乐；母虽疼爱，却终究溺于权才......”在比较的基础上，作者对巧姐的评述抓住她的几次生病，以之为切入点，来透析她生活和成长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情世态。‘巧姐的几次生病像天平一样，将父母之爱、夫妻之情、子女之孝，以及族人中的远近亲疏、世态炎凉都衡量得清清楚楚。”一个孩子的生病，尽管在整部作品中所占的内容不多，但仅从对巧姐性格的塑造、命运的观照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巧姐生病，展现了凤姐对巧姐的溺爱，巧姐对母亲的孝敬；反映了凤姐与贾琏之间的貌合神离，以及贾琏的荒淫无度；强调了凤姐对刘姥姥的善待，刘姥姥对凤姐的涌泉相报，以及姥姥与巧姐的缘分；也揭示了凤姐对赵姨娘、贾环的刻薄所招致的仇怨。”对“巧姐之才”部分的介绍同样是把她与四春放在一起比较，得出“巧姐之才偏于针线纺绩”的论断：“一改之前绣户侯门之女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她将从前未曾接触的纺绩和只为消遣的针线作为衣食之道，终于从一个出身公侯之门的千金，变成一个在‘荒村野店’里‘纺绩’的劳动妇女，并用纺车纺出了真纯而安宁的心境，也用针线绣出了全新的生活画面。这种转变体现了贾府从诗书簪缨走向躬耕布衣，从没落贵族的忧虑隐痛转向耕织百姓的平和恬淡。”至于这样一个可怜人的结局，曹老师从《红楼梦曲》的第十首《留余庆》入题，结合曲子的内容，根据作品的相关信息进行推演猜想。相较于其他钗人不幸的命运结局，巧姐算得上是比较幸运，虽然被“狠舅奸兄”策划拐卖，但得刘姥姥出手相救。不论是嫁给伴儿，还是嫁给周财主之子，但有了较好的归宿。
通过“巧姐评传”部分示例的分析，可以看出，曹老师在给每个人作传时，不是单线平面地展开，而是在贴合原著内容的基础上，适度的延伸。在引用或转述各大方家的研究成果作为辅证的同时，更是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另外，在对传主命运叙写的时候，不单单一本于一个版本，而是把各种《红楼梦》的版本放在一起，相互比较，同中见异，异中求新。正是这样，每一个传主经过曹老师精心刻画，从原著的文字中慢慢站立起来、缓缓向我们走来。而当人物的生命被二次唤醒，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时，我们不仅能够见其形，还可以悟其情、识其神。而曹老师以充满质感和温度的文字书写，品读作品时，有一种涓涓细流从心田留给的浸润之感。要想再次与“红楼十二钗”进行对话和交流，曹立波老师的《红楼十二钗评传》值得慢慢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