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書的詭計,讀《紙上臥遊記》

熊逸帶我走出烏托邦,接下來走進勵志書城。

勵志書城,鋪天蓋地都是勵志的文章,比如“成功白領寫給剛畢業的大學生”  “寫給25+30+的男人女人們的生活真經”  “如果你現在還在嘲笑別人做微商,5年後你會更後悔!就像當初沒有人看好馬雲一樣!” “成功不是先有錢,而是先有膽!”  “有的人27歲買寶馬,有的人27歲打遊戲。有的人30歲存款80萬,有的人30歲工作都找不到”……

還有勵志成功學的書,比如《沒有任何藉口》《不抱怨的藝術》《你越強大,世界越公平》《誰動了我的奶酪》《書都不會讀,你還想成功》……我停下腳步說,這幾本書我都看過,有的書還不止讀一遍。熊逸隨意地問:“感覺怎麼樣?”

“好書啊!這些書讓我讀到熱血沸騰,讓我自律,促我奮鬥。讓我認爲帶病堅持上班是美德,老闆要求加班996是福氣不能抱怨,世界待我不公平是自己的錯。

熊逸奇怪地看着我,“老闆和僱員的關係是簡單的契約關係,憑什麼執行任務要沒有任何藉口,憑什麼要用主奴關係來掩蓋契約關係?”

我張了張嘴,無法辯駁。勞動合同規定僱傭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憑什麼老闆違約,員工只能無條件服從,不能抱怨,還把這當成美德。我能力弱有什麼錯,世界爲什麼待我不公平?難道不應該對這樣的不公平說“不”嗎?我曾經去歐洲、澳洲旅遊,旅遊大巴司機到點就下班,汽車停在半道也不管。他們認爲上班時間應該服務到位,下班時間是私人時間,老闆無權要求員工奉獻,這就是契約精神。他們不會像中國員工那樣無條件加班,面對旅客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保持微笑服務。

我還讀到過銘刻在美國波士頓猶太人屠殺紀念碑上,德國新教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留下的短詩。“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爲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爲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爲我說話了。”他們不會因爲世界不公平是自己的錯,而是提倡站出來說話。

熊逸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一個國王每天都在思考三個最最終極的哲學問題:在這個世界上,什麼人最重要?什麼事最重要?什麼時間做事最重要?就這三個問題,滿朝大臣沒人答得出來,這使國王非常苦悶。後來有一天,國王微服私訪,投宿在一個陌生老漢的家裏。半夜裏,國王被一陣喧鬧驚醒,發現一個渾身是血的人闖進了老漢家裏。那人說後面有人追他,老漢就安排他躲了起來。國王嚇得不敢睡覺,很快就看到追兵來了。追兵問老漢有沒有看到一個人跑過來,老漢說沒有,追兵就走了。那個逃亡者出來對老漢說了些感激的話,也走了。老漢關上門繼續睡覺,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第二天,國王問那個老漢:你爲什麼敢收留那個人?你就不怕惹上殺身之禍?你怎麼就那麼簡單地讓他走了,你就不問問他是誰嗎?老漢淡淡地說:在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眼下需要你幫助的人,最重要的事就是馬上去做,最重要的時間就是當下,一點不能拖延。國王恍然大悟,他那三個久思不得其解的哲學問題一下子全都解決了。”

“你覺得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正確嗎?”

我看着他含有深意的笑容,思考了一下說:“我們每個人都活在當下,最重要的時間是當下,最重要的事是馬上去做,我完全認同。最重要的人是眼下需要你幫助的人,那要看情況而定,那個渾身是血的人如果是窮兇極惡的殺人犯呢?”

“不錯,老漢的故事,和農夫和蛇的故事一樣,不過是變形了一下,就成了勵志故事,騙了許多人。有些人讀了激動萬分,竟然覺得頓悟了人生的真諦。我知道人生永遠需要謊言的慰藉,妥帖而有序的人生更需要謊言的奠基——這是柏拉圖和維拉斯剛剛告訴過我們的。”

“你的意思勵志書都是騙人的,沒必要讀?”

“騙人是真的,但有用。我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當年那些熱忱的勵志讀物的信徒們,那些帶病堅持工作,即便父母病重自己仍然堅守工作崗位的人,他們中的多數今天真的成就了一番事業,至少升遷得比別人快,而那些不易被騙到的人,那些堅守着契約精神的人,反而在事業上明顯地落在了下風。我想這可能說明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在社會上討生活,容易上當受騙的天性和一往無前並甘於自我犧牲的勇氣比讀書明理重要得多。而且,勵志書的暢銷說明了大範圍的‘社會非理性’大行其道,人們越是能夠順應這種非理性的潮流,就越容易過得更好。就像在信仰的世界裏,無論大家信仰什麼,只要你和大家保持一致,就很容易活得舒適;如果你非要耍點聰明,用理性來反思這一切,那麼你也許是對的,但倒黴的也往往是你。”

想起蘇軾的一件趣事,有一天蘇東坡撫摸着自己的肚子問家裏人說:“你們猜猜,我這肚子裏裝的是什麼?”一個說:“裝的是文章。”一個說:“裝的是見識。”一個說:“裝的是酒肉。”聰明的侍妾朝雲說:“學士一肚子不合時宜。”東坡大笑。學識淵博的人喜歡獨立思考,有自己的見解,不容易上當受騙,往往會成爲社會的異類。像蘇東坡那樣,新黨諂害他,舊黨排斥他,仕途坎坷,一貶再貶,成了不合時宜的人。如果他能夠隨大流,不堅持獨立之精神,也許能夠官運亨通,但世上就少了一個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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