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熊逸來到第二站：烏托邦。不同於第一站的理想國，這裏吸引我的是54座一模一樣的城市，每座城市一模一樣地住着6000戶人家，家庭規模要比今天所謂的核心家庭大些，卻比傳統的聚族而居的家庭要小，每一戶有10—16名成年人。這樣的人口規模保持始終，一旦人口增長，他們就會在島上另外找個地方新建城市，當然，新城市的規模一定還與舊城市一樣。
走進烏托邦，就像走進電子遊戲裏，每個城市彷彿都是複製、粘貼而成。這讓我想起八十年代新農村建設的先驅--華西村，村裏每家每戶的房子都是一樣的，房子內部的結構一樣，擺設一樣，連喫的蔬菜數量和品種一模一樣，由集體決定和分配。華西村就像托馬斯·莫爾設計的《烏托邦》走進了現實。我不知道村裏的老書記有沒有讀過烏托邦，我去參觀時，看到的就是四四方方，一模一樣，秩序井然的村民集體生活。這樣的生活成本很低，人人蔘加勞動，家家一樣生活，不用攀比，沒有奢望。
在烏托邦這個神祕的島國裏，有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烏托邦人認爲奇怪的是，一個人可以仰視星辰乃至太陽，何至於竟喜歡小塊珠寶的閃閃微光”，人只要沒有那麼多稀奇古怪的奢望，所有具備勞動能力的人都出來幹活兒的話，那麼用不着付出多少勞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生活。
熊逸和我在島國閒逛，幸運地遇到了烏托邦的設計者--莫爾。他繪聲繪色地講解烏托邦城市裏的居民生活足夠簡單快樂，連嫉妒心都沒有，他們相信鑽石毫無價值的，誰要是被一塊閃閃發亮的石頭吸引住目光，人們就會懷疑他的智力；他們還相信黃金和珍珠都是恥辱的標識，派不上什麼別的用場。他還介紹城邦的管理，說是秩序井然，固若金湯。
熊逸微笑着對莫爾說，“你一定搞錯了方向，也許強大的武力確實無法征服烏托邦，但是，只要有一家外國的廣告公司打着和平交流的旗號踏上你這個神奇的國度，我敢說，你的烏托邦離土崩瓦解的那天就已經不遠了。”
熊逸的話，讓我想起了改革開放以後，我再次去華西村參觀，看到村裏還在繼續實施集體所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村民安排進入工廠、公司、合作社勞動，工資由集體保管，個人每月發給不多的零用錢，購買大件必須向集體申請，由集體商議，成批購買，大到汽車，小到冰箱，統一分派，在個人帳戶扣錢。華西村由於資金充足，集體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村民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幾乎家家是別墅，戶戶有汽車，附近村民羨慕不已。
村民滿意度上升的同時，危機也降臨了，村民富裕了，電視機裏的廣告讓人心動，女人想買高級化妝品，男人想買品牌西服，看得見帳戶裏幾十萬元，上百萬元的錢，自己支配不了，心裏不平衡了。於是，原先固如金額湯的村子，連續發生了幾起羣體事件，號稱天下第一村的烏托邦就這樣土崩瓦解了。
熊逸說：“人是觀念的動物，永遠都是，從原始部族直至科幻時代，我們都是被流行時尚塑造成形的。人類的生活質量永遠取決於流行時尚，取決於社會格局背後的那個最深層的謊言，無論是在穴居時代，還是在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莫爾的烏托邦，抑或在封建領主制或民主共和制國度。我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曉究竟是誰，是哪些人，成功地騙過了我們，我們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問起這樣一個荒唐可笑的問題，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