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2.14日立春十一日//鷓鴣天· 總題揚州八怪//立春·春景·春意(十一)

      題記:瘦湖觀景,塔橋雲灣,坎坷人生,聚匯畫壇。瀟灑離經,高標叛道,遭逢正統,豈肯隨緣?平民疾苦,詩間繪記, 清士憂愁,世運難艱。結義鯤鵬,胸懷壯志,揚州八怪,盛名遠傳。

鷓鴣天·總題揚州八怪

      揚州富甲四方朝,文商酒會展雄豪。華門無字玉徒滿,名士憑書才藝饒。

      性瀟灑,意逍遙,江山風雅古今翹。爭雄八怪風雷動,竹勁溪嗚品位高。

揚州八怪的人文歷史———

      所謂“揚州八怪”,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在揚州賣畫的一批“怪”畫家。“怪”,主要指他們的繪畫風格與當時的正統畫家有所不同,也指他們的思想行爲與當時的習俗不大一樣。

      當時,兩淮鹽利甲天下,揚州是兩淮轉運使的駐地,鹽業極盛,鹽商鱗集。漕運和鹽業,使揚州具有特殊的地位,成爲東南一大都會。

      全國各地的許多文藝人才,被揚州的繁華景象吸引而來。以繪畫來說,據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從清初到乾隆末,揚州本地的和從外地來的知名畫家,達一百數十人。各有擅長、風格不一的畫家們,聚集在揚州,爭奇鬥勝,各顯其能,從而使揚州畫壇盛極一時,名聞中外。

      既然揚州是一個商品經濟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城市,經濟生活中的進步和變革,反映到文藝生活方面,人們也不滿足於陳舊的一套,而要求變化,渴望創新。正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揚州畫壇上出現了一股革新的潮流,石濤是先行者,“八怪”是主力軍。

      當時,山水畫方面以婁東派、虞山派的勢力爲最強,但揚州不是其主要陣地;花鳥畫方面以常州派的勢力爲最大,揚州也不是其主要陣地。揚州畫壇的特點是百花齊放,千峯競秀。這也是“八怪”得以活躍的重要原因。

      “八怪”之稱,始於何時?我們還沒有從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文獻中發現“揚州八怪”一詞,連喜歡記載故鄉遺聞軼事的阮元(1764—1849)的著述中也沒有提到它。直至清末,汪鋆(jūn)《揚州畫苑錄》中才有“怪以八名”的話,凌霞才正式寫了《揚州八怪歌》,載在《天隱堂集》。前者旨在批判,後者意含歌頌。這個變化很重要。“揚州八怪”的“怪”,從貶詞變爲褒詞了。此後,畫學書籍中提到“揚州八怪”的漸多,而且褒多於貶。

      “八怪”指哪幾位畫家?說法不一。《揚州畫苑錄》《天隱堂集》、黃質(賓虹)《古畫微》三書中的說法,都有出入。汪鋆是揚州儀徵人,凌霞久寓揚州,黃賓虹僑居揚州近十年,如果當時“揚州八怪”有約定俗成的說法,他們的記載,應該是相同的。汪、凌、黃記載的不同,反映出“八怪”本無固定的說法。這是因爲:“八怪”沒有一個組織。這些畫家,有的是揚州本地人,有的是來揚州賣畫的外地人,時來時往,或聚或散,流動性較大,而且作客的時間,有前有後,有長有短,參差不一。人們從各自的角度,提出各自的說法,當然不可能完全相同。至於李玉棻《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葛嗣浵《愛日吟廬書畫補錄》、陳衡恪《中國繪畫史》等書中對“揚州八怪”的記載,與汪、凌、黃又有差異。李、葛、陳與揚州沒有淵源,他們的記載,或是根據傳聞,或以己意評選,可備一說,而不能視爲定論。

      我們對於“八怪”,是作爲一個革新的畫派來研究的,不必拘泥於哪一種說法,也不必侷限於八個人。着重在“怪”,而“八”這個數字關係不大。我們綜合各種記載,求同存異,一共保留了十五位畫家。這些畫家,思想水平、藝術成就的高低不一,羣衆自有慧眼鑑賞、品評。

      或者有人說,既然主張“八怪”不必侷限於八位畫家,何不改稱“揚州畫派”呢?上面說過,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活動在揚州畫壇上的知名畫家達一百數十人之多,他們的畫風不一,“八怪”只是其中的一個流派。所以仍採用“揚州八怪”這個稱呼已久的名詞較爲妥當,可以一目瞭然。

      “揚州八怪”在藝術觀點、創作方法上具有共同的特徵:(一)主張創新。“八怪”將繼承傳統與創造革新相結合。在“師古人”的態度上,他們學習古法而不死守古法,敢於擺脫傳統的束縛,突破程式,自立門戶,抒發個性,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二)注重實踐。“八怪”重視生活,以造化爲師。在“師造化”的態度上,不是單純地反映現實,而是按照自己的審美理想和情操去觀察自然,感受自然,理解自然,再造自然。

      “八怪”寫意和寫實結合,以寫意爲主;寫神與寫形結合,以寫神爲重。(陳撰、李葂喜用減筆,減至無可再減,仍然意足神完)或豪放潑辣,或清新瀟灑,都富有生氣。

      “八怪”的作品,涉及山水、人物、花卉幾個領域。(一)山水畫。“八怪”善於就地取景,揚州的名勝古蹟、別墅園林,常是他們的繪畫對象。高翔、高鳳翰是這方面的能手,構圖新穎,景色宜人。(二)人物畫。黃慎常取材於民間生活,以同情的筆觸,畫出貧民以至乞丐的痛苦。金農、高翔、羅聘以寫意手法作肖像畫,寥寥數筆,不但形體酷肖,而且神情活現。金農畫過鬼,羅聘進一步創作《鬼趣圖》,以鬼喻人,用類似漫畫的誇張手法,諷刺官僚地主的醜態。(三)花卉畫。“八怪”無人不擅長花卉。他們在傳統題材的描繪中,增添了新的內容。就以梅、蘭、竹、菊“四君子”畫來說,一般很難超出前人案臼,“八怪”卻能別出心裁,翻新創造。他們還開拓了新的題材,珍貴罕見的花卉、平凡常見的物品,皆可入畫。“八怪”常於人們熟視無睹之中,發現美的因素,以生動活潑的筆墨表現出來,情趣橫生,耐人尋味。華喦、李鱓(shàn)、李方膺、邊壽民在這方面各有獨到之處。

      “八怪”發展了中國的文人畫。文人畫,亦稱士夫畫。其作者主要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畫標舉“士氣”“逸品”,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有別於民間和宮廷畫院的繪畫。文人畫的缺點是迴避現實,脫離生活。但其中也有寄寓着對腐朽政治或民族壓迫的憤懣之情者。“揚州八怪”把文人畫的迴避現實,脫離生活引向關心現實,重視生活,把寄寓憤懣之情的那部分文人畫加以發展,呈現了嶄新的形式和內容。鄭燮是“八怪”的傑出代表。

      “八怪”的繪畫,不僅是狀物,更着重抒情。工筆畫只能狀物,寫意畫便於抒情。鄭燮提倡先“工”後“寫”。李鱓畫花卉,黃慎畫人物,都由工筆轉爲粗筆。由於發抒的不是恬靜之情而是憤懣之情,表現的不是富麗堂皇,也不是荒寒寂寞的畫風,而是縱橫跌宕、痛快淋漓的畫風,所以“八怪”中有幾位特別發展了水墨寫意中的破筆潑墨法技巧,取得突出的成就,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

      “八怪”能詩,工書。他們把繪畫對象人格化。梅的傲骨,石的堅貞,更是比擬自己。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社會閱歷和政治見解。他們在繪畫上題跋,是爲了補充畫意,藉以發揮自己的政治情感,也寄寓着他們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八怪”中,鄭燮的“六分半書”,金農的“漆書”,別開生面;黃慎的草書,上下勾連,亦有特色;楊法以草法寫篆書,而且創造簡體篆字,藝高膽大。他們以書法入畫,畫法入書,有的還以篆刻之法融入書畫,當然不同凡響。在他們的作品中,詩的內容,字的位置,與繪畫相得益彰,達到完美的統一。

      “揚州八怪”在繪畫實踐中,做到了以畫筆作爲抨擊當時黑暗現實的武器。從繪畫美學來說,他們是進步的現實主義與積極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美學思想。他們的浪漫主義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八怪”不但畫“怪”,思想行爲也有點兒“怪”。他們有的是布衣;有的做過小官,由於觸犯權貴,被罷免甚至下獄。經過不同的生活道路之後,共同走向賣畫的命運。受壓抑、遭迫害、坎坷不平的境遇,使他們憤懣,也使他們清醒。他們看到了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對現實產生不滿,對勞動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他們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性情倔強,不肯隨人俯仰。他們的“怪”,包含着進步的因素。

      “八怪”無一人不爲藝術付出艱辛的勞動。高翔、高鳳翰在右手殘廢之後,以左手寫字作畫。汪士慎一目失明之後,仍然作畫;雙目皆盲之後,還摸索着寫狂草大字。身殘心不殘,爲藝術奮鬥到死的拼搏精神,可歌可泣!

      任何人都受到時代的侷限。“八怪”當然也是如此。從思想行爲來說,他們的“怪”之中,也有消極、頹廢的封建意識和感情。從藝術來說,他們發抒憤懣之情的繪畫,有時全露其外,較少內美。由於賣畫餬口,有時出於買主的定製,他們也繪過一些庸俗的應酬畫。金農、鄭燮生前就有代筆者,身後的贗作更多。我們要加以鑑別,去僞存真,去粗取精,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繼承、發揚這份藝術遺產。

                2023.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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