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個月的“司馬相業”，導致了後世對司馬光評價的兩極分化，愛之者視之爲悲劇英雄，不吝讚美；惡之者斥之爲頑固保守，大張撻伐。認識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雙方，卻擁有共同的認識前提，那便是，這十六個月裏，司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絕對信任，擁有呼吸之間成禍福、改變一切的洪荒之力。
在執政的最初九個月當中，司馬光其實是“什麼也做不了”的。
首先，中央領導集體人員構成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一派處於絕對弱勢。
其次，神宗元豐改制後的“三省宰相制”給司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間極其有限。元豐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爲三—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俱爲宰相，按照政務處理程序分工，中書取旨，門下複覈，尚書監督執行。三省宰相中，中書省長官負責上奏皇帝聽取最高決策，穩定擁有議政權，實際上把握着“政治的權柄”；而司馬光只是門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呂公著是尚書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輪不到他們說話。
最後，司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拋開體制、另起爐竈的能力和意願—太皇太后是政壇新手，初學乍練，缺乏經驗；司馬光骨子裏尊重體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樣的魄力。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
九個月之後，神宗舊相中最具影響力的蔡確、章惇外放，高層人事調整結束，理應提倡和解，打破新舊間的芥蒂，從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時代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官僚，集中力量致力於政策調整。然而，大宋朝廷卻無力完成這一轉變。在“政治實習”的過程中，太皇太后與臺諫官之間建立了更爲緊密的信任關係。臺諫官的年輩和職務特徵讓他們更傾向於從教條出發，非黑即白，誇大對立，鼓吹仇恨。在臺諫官的引導下，太皇太后的核心關切轉向了對自身權威的維護；對於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經不再信任無間。司馬光的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無力的境地。呂公著、範純仁極力主張和解，卻無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詔書”終於出臺，卻刪去了最關鍵的內容，實際上等於一紙空文。在政策調整方面，司馬光的政策主張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評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確”矇住了眼睛的朝廷卻選擇“站在司馬光一邊”。被政治糾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選擇，已經無法因應政府和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北宋政治，除了可恥地墮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