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與後代史書的精神氣質不同。人們習慣上把司馬遷的《史記》當成中國史書的典範。《史記》當然是偉大的史書，人物性格描寫堪稱經典，誠如魯迅評價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尚書》和《史記》記載的歷史人物，在精神特徵上有差異，似乎不是一種人格類型。
《尚書》中的人物是雙層人格：他們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他們是功利的，也是懷有信仰的；他們是現實的，也是神聖的，他們將現實和神聖兩個世界的力量統一於一身。
《史記》記載的歷史人物已基本喪失了人性中宗教的、信仰的、神聖的一面，似乎更多的是單一的、世俗的、功利的智能力量在身上，體現出一種單層人格。《尚書》是神聖性與功利性的統一，能讓人明智，也能讓人感動；《史記》似乎能讓人明智，但並不感動人。
《史記》的精神是世俗功利的。在《史記·伯夷列傳》中，司馬遷質疑天道是否能懲惡揚善：“餘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司馬遷受宮刑，可能是他懷疑世界秩序公正性的原因。這與《尚書》信仰天命、相信歷史向善的精神全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