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
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
其次，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
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辈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对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著、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出台，却删去了最关键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地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