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政治困境

        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

      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

        其次,神宗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

        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辈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对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著、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出台,却删去了最关键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地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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