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沒有標點符號，想要讀書，先要跟着老師學習斷句，即所謂的“知句讀”。
韓愈在《師說》講：“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古代教書先生，教童子讀書入門的學問之一，就是“識文”和“斷句”，這是一個孩子未來自主讀書的根基。
胡適講過自己讀書的故事。母親送胡適去私塾讀書，別的孩子都給老師交三個大洋的“束脩”，母親會偷着多給兩個大洋，就是爲了讓老師能在領着孩子讀書之餘，能給胡適多講幾句，讓他除了識字還能知道意思。
爲什麼古人寫書不標註標點？首先是寫書的人沒有分段意識。最早的書都是寫在竹簡、絲帛上的，如此珍貴的“紙”必然要物盡其用，寫作的人也都是充分利用空間。
在竹簡上寫內容，一卷竹簡寫完了，就換一卷接着寫。卷只作爲物質單位，沒有分卷、分冊的意思。
我們去看《論語》就能發現，其中一篇與一篇關聯度很低。後來看到的卷、篇、章、段，都是後人分出來的。
古人讀書，一概是精讀，而且是真正意義的“讀”書，每個字都要讀出聲來。通過朗讀慢慢體會書中的意義，在熟知文章意義的基礎上，文句自然就斷開了。
古人讀書的速度很慢。我們都熟知杜甫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會覺得，能讀萬卷書一定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古人生產書的速度慢，讀物有限，加之讀書速度更慢，一個人一生想要讀萬卷書確實很難。
中世紀歐洲最博學的學者，終其一生也只看過800本書。科舉制沒有取消前的清朝，一個致力科舉的讀書人，如果能讀過百種以上的書，也算是很博學的人了。
如今，很多職業讀者，一年就能讀兩三百本書。勤奮的閱讀者，兩三天讀一本書，一年讀一百本左右。一生讀兩三千本書的人，大有人在。
讀書量和讀書速度能產生這麼大的變化，和標點的產生有直接的關係。
六百多年前，古登堡印刷術產生，書籍從一種自帶神聖氣質的物品變成了商品。商品想要獲利，一要攤薄成本，二要方便使用。
書商從這個角度出發，開始引入標點符號，讓讀書變得更容易，讀得更快，更多。
人類脫離了精讀的時代，開始泛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