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日本文化有一个纯粹的传统这一观点，在谈论日本文化的时候，我们尤其不能忽视来自中国的影响。即便这些影响最终不是来自中国或朝鲜，例如，它们来自遥远的波斯，日本也是经由中国学到了许多东西。到了十六世纪，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传入，日本直接接触欧洲文明的机会逐渐增多了。除了汉学以外，日本又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于是，在德川幕府的末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西周（1829—1897）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余深感非学西学，今后不足以立身行路。”他还说：“改善国际关系、改良推行诸般改革所需学问，国内竟茫然无知，汝等务必学一切之学。”结果，正如西周这颇有代表性的话所说的那样，日本的目光极其明显地转向了西方。
幕府末年以降，更多的启蒙思想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洋的技术、制度、文学、哲学，乃至艺术。“和魂洋才”这句话正是当时的写照，这句话意味着日本在原则上并不主张废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当时的西周视朱子之学为无以为用的空理，他为了追求西方的学问留学荷兰。在继承了已与日本文化传统血肉难分的儒教思想的背景之上，他又开始理解西方文明并发明创造象征着新知识的译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受到宋学大家周敦颐（1017—1073）所著《太极图说》第十章《志学》中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一句话的启发，把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y（love of wisdom）一词译为“希贤学”和“希哲学”，后来又进一步改译为“哲学”。关于“美学”一词的确定，也许西周是根据《论语》中《八佾》篇而创造了“善美学”这一译语，进而在强调日本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妙学”和“佳趣论”这些译语。“美学”一词是否为西周发明的，这一点尚待考察，但“美术”一词却是西周根据他的译语“雅艺”（fine arts）改译而成的。把liberal art译为包含着浓厚的“技术”意味在内的“艺术”一词，因而与我们今天所沿用的“艺术”一词的意思极为相近的也是西周。
尽管看上去我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但其间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对抗，即异化作用。我们可以在一个个与原语相异的译语中找到与异文化冲突的痕迹。也就是说，东方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激烈冲突的同时“融合”西方文化的。在此种意义上的“融合”—绝不同于“同化”—的基础之上，新文化的温床才逐渐形成了，也因此才有可能发动从内向外的逆方向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