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做生意的故事”，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史学家司马迁(又称为太史公)。太史公开篇讲了人喜欢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的天性。他说，自舜帝和大禹的夏朝之后，人就开始喜欢好听的音乐和美色，喜欢美食，喜欢享受，喜欢炫耀，这种习惯已经很久了，无法改变它。因此，好的统治者就随国民去了，差一点的(统治者)动之以利引导他们，再差一点的试图教化他们，更差的约束管理他们，最差的要和他们作对。这段的原文如下：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教育为例，最好的教育是让受教育者自己发挥特长和潜力（善者因之），哈佛或者斯坦福给予学生的教育就是如此。 差一点的教育是用利益鼓励他们（其次利道之），比如奖学金就是这个目的。再差一点的就是灌输式教育，所谓的教化，比如衡水中学那种方式就是如此。还有更差的就是天天看着孩子，这样孩子的人是给管住了，可是心没有管住。当然，最差的教育方法就是和被教育者顶着王。家长(和老师)可能有体会，一旦开始和孩子顶牛了，这个教育就失败了。
同样的原理也可以用在管理上，大家可以将之套用到自己的单位中，看看是否是这么回事，这里就不多说了。当然，在商业上也是如此。作者给政府领导讲课时，经常讲这段话。一个好的政府，只要开放商业就好，不要搞什么顶层设计，随下面的商人自己根据市场决定做什么，即所谓的“因之”。硅谷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政府没有能力管，只需要把商业的事情交给商业本身。差一点的政府，会制定优惠政策，扶持产业。这样的初衷虽然好，但是，如果领导的想法和市场规律相违背了，就要走弯路。更差一点的领导是大会小会做报告，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三天两头去视察工作，即所谓的“教诲之”。当然，再差的就是“整齐之”，小到刁难商家，大到干涉企业运营。然而，这些还不是最差的，因为虽然刁难企业，但是它还是得让你做生意。最差劲的是自己也跳进来直接做生意，与民争利。为什么很多公司非常痛恨有行政特权的企业，就是因为后者在商业上处处与前者争利，即所谓的“与之争”。
给创业者在选择地点(城市)上的一个普遍性的建议就是，不要去那些商业风气不浓的二线城市。那些地区的领导可能在一开始为了招商引资，给出一点小恩小惠，即所谓“利道之”;等你真的去了，它就开始“教诲”你，然后“整齐”你，甚至让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做一件和你相同的事情来争利。实际上，如果看看中国现在的那些独角兽公司，几乎清一色地是从一线城市和思想比较开放的二线城市走出来的。这就说明环境的重要性了。
今天，上至很多政府领导，中到公司老板，他们幻想着“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社会，这种做法非常有悖于人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时间长了，人表面上耻于言利，私下里却肆无忌惮地谋私，除了让彼此产生防范和不信任外，既不能降低做事情的成本，又不能使社会教化得更好。
太史公在这篇长文的最后讲到两个观点，也值得分享。一个观点是那些看似微小甚至卑贱的生意，比如农业、卖油、贩酒等，只要经营得好，做到极致，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反观我们很多人创业，动不动要追一个最新的概念，而不是把人基本的需求做到极致，这样想成功也困难。他的另一个观点则讲述了商业的一个基本规律，再有钱的商人如果没有核心的业务，生意也是持久不了的，这说明核心业务的重要性。同时，商业是优胜劣汰的，有能力的人能够聚集各方面的资源，而没有能力的人，生意最终会瓦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