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地長歌——浙江古代歷史彙編

「1382」

上週去了2趟浙江博物館武林館區,筆記梳理了數萬字,整理縮編了下,匯一篇浙江歷史大綱吧。

(本篇不是原創稿,以下基本都是筆記。)


奔流東去的錢塘江進入古越人稱爲 “後海”的杭州灣,劃過一個“之” 形水道,爲這片士地留下一個名字:浙江。

【概述】

舊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

1萬年左右進入新石器時代

春秋時浙江分屬吳、越兩國

秦朝在浙江設會稽郡

三國時富陽人孫權建立吳國

唐朝浙江先後屬江南東道、兩浙道,漸成省級建制雛形

五代十國時臨安人錢鑼建立吳越國

元代屬江浙行中書省

明初設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轄11府、1州、75縣,省界基本定型

清康熙初年改漸江省,建制確定


1、文明曙光一史前時期的浙江

浙江境內的人類活動,至遲可以追湖到10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

從距今1萬年左右的時候起,錢塘江兩岸先後進入新石器時代。上山文化、跨湖橋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稀勾勒出南岸地區新石器文化演進的大致脈絡,並在世界稻作起源的歷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在北岸地區,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形成了相承關係清晰的發展序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良渚文化,因其發達的生產力、複雜的社會結構和完整的禮儀制度,被視爲實證中國五千年文明的典型案例。


1.1 舊石器時代的浙江

浙江境內最早的人類化石在西部陵山地建德及毗鄰的桐廬發現。“建德人”生活在5萬年前,桐廬的古人類則生活在1萬多年前。然而,他們都不是浙江大地上最早的人類。西苕溪畔舊石器遺址的發現,把浙江有人類活動的歷史遠推至100萬年以前。


1.2 五萬年前的“建德人”

浙江境內最早的古人類化石是距今約5萬年前的建德人化石,建德人屬於人類進化的晚期智人階段。繼建德人化石發現之後,在桐廬印渚鎮延村也發現了1個吉人類頭蓋骨化石,桐廬人生活在距今1萬多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建德人牙齒化石發現地建德李家鎮新橋村烏龜洞。


1.3 錢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

浙江的新石器文化首先在錢塘江以南地區發展起來。

距今1萬年前後浦陽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是浙江境內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其後又有跨湖橋文化和河姆渡文化。起初它們被視爲毫無傳承關係的獨立文化。嵊州小黃山遺址的發現改變了這種看法。小黃山遺址的文化內涵與上述諸文化都有程度不同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可將錢塘江南岸的新石器文化連結起來。


上山文化

距今11000-9000年

浦江上山遺址不僅是浙江,也是長江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以大口盆、平底盤、雙耳罐爲代表的陶器羣,以及石磨盤和石磨棒的組合,是其富有特點的文化內涵。

豐富的栽培稻遺存表明,這裏所處的長江下游地區是世界稻作農業起源地之一。在嵊州小黃山遺址發現了類型相同的文化內涵,兩處遺址都位於浙西南山區和浙東過渡的丘陵、河谷地帶,屬同一種地域文化。考古學界將之命名爲上山文化。


跨湖橋文化

距今8000—7000年

分佈在蕭山湘湖一帶的新石器文化。其器物組合、製陶技術、彩陶風格自成一體。它的部分文化面貌與長江中游的史

前遺存有某些相似性,但小黃山遺址發現後,人們意識到這支面向海洋的新石器文化具有較早的本地淵源。

彩陶及紋飾:跨湖橋遺址是中國最早出現彩陶的遺址之一。彩陶多爲盤內彩,表現手法己較成熟,彩紋豐富而規範,一般施於陶衣之上,有條帶紋、波紋、環帶紋、垂掛紋、太陽紋、火焰紋、十字或叉形紋等,並點綴有圓點和直線形彩料。


河姆渡文化

距今7000—5300年

河姆渡遺址位於餘姚河姆渡,是一處保存良好、文化內涵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姆渡文化分佈在杭州灣南岸的寧紹平原,越海東達舟山島。河姆渡文化的發現,被學術界公認爲中國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不僅爲研究農耕、畜牧、建築、紡織、藝術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而且證明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也是中華文明的搖籃。

農業: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層層疊壓的秕穀稱殼,出士時色澤鮮黃,甚至鋤殼上的隆脈和稃毛都清勝可見。此前國際學術界一直認爲南亞是栽培稻起源中心,而河姆渡文化遺存的稻穀比所謂“世界上最古老的稻穀”——泰國奴奴克塔遺址出士的稻穀早數百年。其發現將人們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了中國。


1.4 錢塘江北岸的新石器文化

與河姆渡文化同時,在錢塘江北岸,一支新石器時代文化迅速發展起來,這就是廣泛分佈於太湖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北岸的新石器文化較南岸晚了3000多年,然市,馬家浜文化一經形成,便開啓了歷經3000年的持續發展過程,中間經歷崧澤文化,最後發展出輝煌的良渚文化,達到了長江下游地區史前文化的巔峯。在距今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發展方向出現了急驟的嬗變。


馬家浜文化

距今7000—6000年

馬家浜文化是錢塘江北岸最古老的新石器文化,也是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早期代表。分佈範圍主要在錢塘江北岸的大湖流域,但在紹興、蕭山地區也有零星的遺址發現。生產工具中的有孔石斧、弧背石錛,生活用具中的夾砂紅陶腰沿釜、牛鼻耳罐、帶嘴平底盉,以及地面木構建築、公共墓地和俯身直肢葬式等,構成馬家浜文化的主要特徵。


崧澤文化

距今5900—5300年

崧澤文化上承馬家浜文化,下啓良渚文化,是江南地區史前文化發展承前啓後的重要階段。從合葬墓實例看,崧澤文化處於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會過渡的階段。崧澤文化晚期,隨着氣候和海平面的穩定,適合居住和生產的範圍擴大,定居點有所增加,社會經濟出現了持續進步,爲良渚文化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良渚文化

距今5300—4200年

5300年前,太湖流域進入良渚文化時期。型耕農業和快輪製陶的普及,提高了生產力,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人羣的分化和社會的複雜化加劇,維繫社會等級制度的玉禮器及反映權力集中的大型公共工程成爲良渚文化最顯著的表徵。良渚文化發達的生產力與複雜的社會結構引起了世人的注目,被祝爲中國最初進入文明社會的典型案例。良渚文化具有很大的文化輻射力,不僅覆蓋了河姆渡文化之後的錢塘江南岸,而且影響遠及四川 陝西等廣大地區。

莫角山

莫角山遺址位於餘杭瓶窯,長方形,面積30餘萬平方米。四周環繞的良渚古城,周長6公里,總面積達290多萬平方米,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規模最大的古城。它是良渚文化政治統治的中心,標誌着良渚文化己進入早期文明社會。


馬橋文化(補充插入)

是因這類遺存最早發現於上海馬橋遺址中層而命名,1982年定名爲馬橋文化。 從年代上來講,馬橋文化緊接着良渚文化,但文化面貌上截然不同。兩者之間並沒有直接的承襲關係。

馬橋文化繼承了少量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而且整類良渚文化因素在馬橋文化中不佔主導地位。研究成果表明,馬橋文化來源於浙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同時它還包含了山東地區的嶽石文化、中原地區的二里頭文化因素。對照中原地區的王朝序列,馬橋文化的年代大致與中原的夏和商相當。


2、古越王國一 先秦時期的浙江

從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末秦統一中國,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經歷了夏、商、週三朝。這一時期的浙江大地上,生活着與華夏族不同的於越人,他們是廣佈中國東南沿海的百越部族中最古老和最發達的一支。

於越人生活在濱海平原與丘陵山地,質樸、悍勇,有個性鮮明的民俗。海陸變遷的無常、資源不足的壓力和爭霸戰爭的嚴峻形勢,促使他們立足於生存與發展,把耕戰視爲國家事務的重點,形成了 “精勤耕戰”的文化品格。他們頑強地恪守着自己的傳統,以至在這片土地納入統一國家版圖後的漫長歲月裏,那種開拓冒險、勇手拼搏的精神仍歷久彌新。


2.1 於越人

雖然古越人斷髮文身、鑿齒錐髻、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等民俗學特徵引起過中原人的注意,但對於這個地處邊僻的蠻夷族羣,文獻的記載寥若晨星。

關於古越人的來源,歷史學家有不同的看法。考古學者根據陶器風格和喪葬習俗,指出他們是馬橋文化的繼承者。人類學家的研究則表明,他們與原先生活在太湖流域的良渚人,屬於同一族羣。

宗教信仰方面,於越大概是屬於信奉多神教的部族。神巫所居之地稱巫裏,神巫死後的專用墓地稱巫山。紹興梅山鄉的梅山,就曾稱爲巫山。

與水相伴

聚居在杭州灣及周邊地區的於越人終年與水相伴,形成了獨特的風習。

爲便於在水下幹活,他們將額前及兩鬢的頭髮剪短,並在身體的特定部位文上龍蛇圖案,以避免水中“蛟龍”的侵害。這種“斷髮文身”的形象,與中原的衣冠之士形成鮮明的對照。另一點與中原人不同的是,無論在海洋,還是在內河湖泊,越人都將舟船作爲主要的交通工具。文獻稱他們“以船爲車,以楫爲馬”。

距今7000—6000年,海進達到高峯,海水直逼會稽山北麓。距今4000年,海水退去,寧紹平原淪爲一片澤國。古越人只能生活在丘陵山地,文獻稱“人民山居”。

Y染色體分析報告

分子生物學的研究揭示,良渚文化時期和馬橋文化時期居民的染色體類型表明兩個文化的先民與越人是同一族屬。

飯稱羹魚

中原人用“飯稻羹魚”概括越人的食性。溼熱多兩的越地適宜水稻生長,長江下游又是栽培稻的故鄉,稻米一直是古越人的主食:另一方面,河網縱橫的越地水產資源豐富,魚、蛤、螺、龜、鱉、蚌、牡蠣和蜆等,都是人們的盤中佳餚。越人如此喜食魚蝦蚌蛤,使得中原人士發出了越人不知腥羶的感嘆。

山野之聲

古越人有自己的音樂和舞蹈。他們用金、石、皮、木、絲竹、陶瓷等材料製作各種樂器。與中原音樂相比,越人音樂充滿了激越的山野之氣。至於越人的舞蹈,我們從越地的防風舞中可見一斑。《述異記》載:“越俗,祭防風神,奏防風古樂,截竹之三尺,吹之如嗥,三人披髮而舞”。這種舞蹈狂野、粗獷,頗具原始氣象。

尚玉之風

像良渚人一樣,古越人也喜愛玉。雖然這一時期的玉文化與良渚玉文化沒有直接的傳承關係,但喜玉愛玉的傳統被越人繼承下來從出士的玉器來看,象徵權力的禮器己不多見,常見的是修飾和美化生活的裝飾品。

鳥、龍(蛇)崇拜

河姆渡先民和良渚先民都有鳥靈信仰,越人保留了這種遺俗。《越絕書》

與《吳越春秋》記載了越地的“鳥田”,晉代王嘉《拾遺記》也寫道:“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烏之異也。”這些都是越人崇鳥的寫照。蛇靈信仰也是古越文化的重要內涵之一,古籍中有“東南越,蛇種”的記載。崇蛇習俗至今在越人後裔中仍有保存。

支石墓:浙南地區的支石墓,屬於巨石文化的一種墓葬形式。蓋石多是未經加工的巨大石塊,支石用來支撐蓋石。推斷流行於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

德清火燒山窯址

德清發現了多處原始瓷窯址,燒造時間從西周晚期至戰國中期以後,至少延續了四百餘年。“皇墳堆” 出士的原始瓷器(西周、春秋時期仿青銅禮器的原始青瓷)就產自這裏。


融入越地的徐人

越人與淮河畔的徐國有一定的交往。

徐國是商周時期的諸侯國,到徐偃王時開始稱王,聯合淮夷三十六國反周。公元前537年,越曾聯合徐國攻打吳國。公元前512年徐國被吳國所滅,徐國後裔打着“徐偃王”的旗號,流亡到浙江各地。浙江許多地方都有紀念徐偃王的遺蹟。紹興坡塘306號墓出士的帶有明顯徐國風格的器物,正是這一事件的證據。徐人進入越地,帶來了中原文化的影響。


2.2 越王國

越國是於越人以山陰(今紹興)爲中心建立的國家。春秋晚期曾與相鄰的吳國爲年奪霸權而發生戰爭。在失敗的屈辱中,越國自強不息,發展生產,增強國力,終於擊敗強大的吳國,引兵北渡淮河,成爲春秋時代的最後一位霸主。之後,越國遷都琅琊。在對楚戰爭失敗後,越國退回寧紹平原。公元前222年爲秦所滅。


越國的建立

《史記》 載,大禹南巡,死後安葬在會稽山。禹以下六世少康帝封庶子無餘于越地以祭祀大禹。公元前6世紀,允常拓土稱王,建立越王國。到勾踐時代,越國曆史出現了偉大的轉折。吳越戰爭中,勾踐兵敗後以赴吳國服役作爲保存越國的代價。役滿回國後,他以“臥薪嚐膽” 的精神和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毅力,把越國帶上輝煌的頂峯。

大禹像與大禹陵

大禹是傳說中的治水英雄,也被認爲是夏王朝的創始人。越國王族姓姒,與中原夏朝王族同姓。國王勾踐自稱夏王朝的後裔。(這個可能性很低)

不過,也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爲,於越遠離中原,不可能與夏王室存在血緣關係。(我傾向這個說法)

越劍

“越”即“戉”,是一種類似斧頭的兵器。以兵器爲國名是這一民族驍勇善戰的寫照。不過,在春秋戰國時代,越人並非以他們的戉,而是以他們的青銅劍聞名於世。雖然青銅冾鑄技術來自北方,但越人在兵器製作上獨闢蹊徑,創造性地鑄造出寒芒逼人、鋒利無比的青銅劍,成爲列國競相求索的寶物。

彪炳史冊的鑄劍師:干將與莫邪、歐冶子。


春秋時代的最後霸主

吳國和越國興起之時,列國爭霸戰爭如火如茶。吳越兩國雖地相連,血相通,習相近,但逐鹿中原的野心卻使他們勢如水火。吳越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從公元前6世紀末開始,歷數十年之久。

公元前496年,吳越交戰,越軍重創吳軍。吳王闔閭負傷死於歸途。夫差即位。兩年後,兩軍再度相遇於夫椒,吳軍大敗越軍。

公元前473年,越滅吳。

公元前471年,勾踐與衆諸侯會盟于徐州,躋身於春秋霸主的行列。

公元前468年,越國北遷琅琊,建立新都。

楚敗越後,古領了錢塘江以北故吳之地,建立江東郡。

戰國末年,這裏成爲楚相春申君黃歇的封地。黃歇在此建立了菰城縣。


越人的擴散

越人屬於海洋民族。當海侵等自然災害或中原勢力東進對他們的生存造成威脅時,他們便憑藉非凡的海上航行能力向島嶼遷徙。距今7000—6500年,隨着海侵的深入,中國東部沿海自然條件惡化,越人分成兩支遷徙,一支退往山地丘陵,被稱爲“內越”:另一支向沿海島嶼及海外發展,被稱爲“外越”。

戰國末期,越國先後被楚國、秦國所敗,一批批越人陸續向南方遷徙。

臺灣,圓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石器,淵源於吳越文化區。

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300-公元300),出雲王國,爲渡海而來的越人建立。

有段石錛,是一種體型比較複雜的石器,不像打製的舊石器那樣容易製造,所以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發生,一般是起源於一地,而後隨着製造人的移徙傳播至其所到之處,從發展順序看,在中國發現的多是初級和中級的器物,高級者比較少,而在菲律賓和波利尼西亞各島所發現者,多爲高級型的,製作時間比中國所見者爲晚。考古界據此斷定有段石錛起源於中國東南沿海,後經百越人漂航傳到大平洋各島……可以說,凡是出土了有段石稀的島站,便是百越人海上活動的所到之地,百越人從中國的東南沿海,逐島漂航,一直到達了拉丁美洲西岸。——《中國航海史》


3、三吳都會一 泰漢六朝隋唐時期的浙江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這片越人故土納入帝國版圖,成爲統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權國家的一部分。

自秦至唐,浙江經歷了由低迷逐漸高揚的初步發展時期。秦初16縣發展到唐代59縣,反映出人口增長和社會逐漸繁榮的進程,這一變化建立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

漢初浙江地廣人稀、火耕水耨的情形隨着大規模的治水屯田和南遷北人帶來的先進技術而發生了根本的改觀。

至隋唐時期,精耕細作的盛行使浙江開始成爲國家重要的糧食產地之一。正是出於這一原因,隋煩帝將南北運河一直延伸到杭州,從而將浙江與北方政治中心連結起來。


3.1 會稽故郡

秦在今浙江設立會稽、鄣兩郡,浙江大部分地區處於秦帝國控制的範圍。漢代的浙江是一個郡國並存的地方,隨着東甌的內遷和回浦縣的設立,被稱爲“不可郡縣”的浙江南部最終納入帝國的郡縣體系。東漢實行 “吳會分治”,反映了社會發展與人事機構複雜的實際情形。三國到東晉,今浙江境域屬揚州,南朝宋以“浙江東五州”置東揚州後,浙江分屬揚州和東揚州兩州。梁陳之交,州縣更迭頻繁,這種局面直到隋唐政區大調整時纔出現根本性的變化。


秦始皇南巡

秦始皇對這片新徵服的士地充滿戒心,他一方面將“大越”改爲“山陰”,以期消弭越人對故國的記憶;

另一方面強制推行政治性移民,改變越地的民族結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從雲夢沿長江東下,經丹陽,抵錢唐,渡江到達會稽。

秦初在浙江設2郡16縣。浙北與浙東各有7縣,浙中和浙西南各有1縣,浙東南和浙南無一縣設置,反映了當時浙江各地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


東甌國的興衰

越王勾踐滅吳後,分封子弟爲諸侯,在浙東南建立東甌國。泰統一後,將東甌國第六世國王安朱降爲郡長。安朱子

騶搖助漢滅秦,被漢政府封爲東海王,東甌再度立國。建元三年(前138),東甌迫於閩越壓力,內遷江淮,國隨之不存。

漢滅閩越後,東甌、閩越之地被併入會稽郡,浙江結束郡國並存的局面。始元二年(前85)設立回浦縣,帝國權力正式進入浙東南。


吳會分治

東漢順帝永建四年(129),以錢塘江爲界,分會稽郡置吳都,以吳縣爲治所(今蘇州),開創了浙江歷史上浙西、浙東分郡而治的局面。會稽郡治移治山陰(今紹興)後,分上虞縣南鄉置始寧縣,分章安縣東甌鄉置永寧縣。吳、會分治固然反映了交通不便對行政區劃的影響,但也說明東漢時期浙江社會經濟有所發展,人事日趨複雜。


東吳與山越

東漢末年孫權在軍閥混戰中佔據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黃龍元年(229),孫權稱帝,國號吳,定都建業(南京)。

孫氏立國江東的最大障礙是居住在山谷幽邃之地的山越人。山越人的主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土著越人,也有一部分南來的漢人。孫權在位期間,採取一系列措施,平定山越,並在原山越人居住地區設立郡縣,促進了浙江地區的開發。

三國孫吳時期是浙江大發展的時期,增加3郡18縣,這一局面是隨着征服山越戰爭的勝利而確立的。新都郡、臨海郡和東陽郡的設置,主要是爲了鎮撫山越。三郡均離開平原,進入山區,既是孫吳政權征討山越的結果,也是漢末以來山越人開發的產物。


浙江東西兩道

隋開皇九年(589),中國結束了三國以來漫長的分裂時代,浙江重歸統一國家的版圖。隋代開始實行州縣兩級地方行政制度。經過唐代一系列調整,浙江漸成省級建制雛形。唐乾元元年

(758)以錢塘江爲界,分設浙江西道和浙江東道,第一次以越語地名“浙江”(錢塘江)冠名地方行政區劃。


3.2 農工初興

秦與西漢的基本國策以西北爲重,對於東南地區的開發投入很少。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浙江還是地廣人稀、火耕水耨之地。東漢未年開始,尤其是西晉“永嘉之亂”後,北人大量南渡,浙江人口增加。大規模的荒地開墾和衆多水利設施的建成,爲浙江社會經濟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隨着粗放經濟向精耕細作轉變,至唐末,杭嘉湖平原己經成爲中國主要糧食產地之一。

治水屯田

東漢至隋唐是浙江水利設施的建設時期,山地、平原和海洋三級臺地的水利建設取得了創造性的成就,其中一些作爲經典案例載入中華民族治水史冊。三國至唐,荒地拓墾開展起來,尤其在嘉興一帶,唐代實行大規模屯田,使原先“際海茫茫”、“田多惡穢”的情況有了根本改觀。唐中葉以降,浙北地區出現大規模圩田,把水利和土地開發巧妙結合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精耕細作的方式確立起來,浙江開始成爲中國農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冶銅鑄鏡

青銅鏡是古代浙江繼青銅劍之後的又一種著名手工業產品。大約在西漢中葉,浙江出現了青銅鏡鑄造業,到東漢,會稽郡己成爲全國銅鏡鑄造中心。其畫像鏡和神獸鏡,在中國銅鏡史上獨創一格。三國時期,當中原銅鏡生產走向衰微之際,浙江的銅鏡生產達到了輝煌的頂峯。

南來的北人

西晉永嘉年間(307—313),周邊部族內徙建立割據政權,釀成“永嘉之亂”。當黃河流域陷入一片混亂之時,長江以南則是一方安寧之地,北方部分世族和民衆渡江南下,史稱“永嘉南渡”。可能是出於土著豪門勢力強大的考慮,東晉政府沒有在浙江境內設置僑郡和僑縣,但浙江仍以不同的方式吸納大量北方移民。南來的北人帶來了新的文化和技術,不僅爲這片具有開發潛力的土地注入了活力,也促進了本地風習從尚武向崇文的轉變。

運河與漕運

隨着水土治理與經濟開發,隋唐時期的浙江開始成爲與中原並駕齊驅的經濟重心。隋統一後即着手開鑿南北運河。大運河的開通大大促進了浙江社會的發展。杭州開始從一個山中小縣逐步發展成浙江政治文化的中心。元定都北京後,調整大運,河以保證漕運。1293年,自北京至杭州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賈通,以最短的距離,穿過富庶的東部沿海區域。


4、東南翹楚——五代宋元時期的浙江

盛唐之後的中國進入了騷動不安的五代十國時期,浙江一帶即由十國之一的吳越國統治。對浙江而言,這是一個相對安寧而發展迅速的時期,社會經濟備方面都得到了更深入的開發。

一進入北宋,浙江便以富庶繁盛的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成爲“國用所恃” 的財賦之區,大大促進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

南宋時期的浙江,不僅因爲南宋建都臨安而成爲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因爲曲阜孔廟南遷衢州而經受了一次儒家文化的洗禮。

宋元鼎革,浙江的政治地位一落千文,在政治上備受岐視與壓迫,體驗着繁華盡逝的悲涼。但浙江人民仍在經濟和文化上創造出新輝煌。


4.1 東南十一州

吳越國以杭州爲首府,統治着中國東南部的二府十一州。北宋王朝建立後,改爲以“路”統“州”,浙江屬兩浙路,共領十四州,在今浙江境內有十一州。經過吳越國和兩宋的府州建置,浙江省境範圍內十一個行政區域的格局至此形成。南宋的浙江爲京畿之地,行政區劃未變,但級別有所提升。南宋滅亡後,元政府遷江淮行省治所至杭州,統轄中國東南地區的三十個路,今浙江境內十一個路的格局不變。


錢氏吳越國

唐末臨安人錢鑼建立吳越國,在“善事中國,保境安民”基本國策指導下,大力發展經濟和文化,擴建杭州等中心城市。五代吳越國所取得的各項成就,不僅爲兩宋時期浙江經濟的高度發達奠定了基礎,也開創了浙江以杭州爲樞紐的新格局。北宋建立後,吳越國納土歸宋,實現了政權的和平交接,使人民免除了戰爭的苦難。

錢鏐

(852—932)宇具美,浙江臨安人。公元893年爲唐鎮海軍節度使。五代時建立吳越國,既是雄居一方、兼具文韜武略的君主,也是深謀遠慮、審時度勢的政治家。

杭州保俶塔

錢弘俶是吳越國末代國王。執政期間,重視農耕與外貿。北宋建立後,他依據錢鏐“善事中國”的國策,奉召進京,納士歸宋。相傳其舅吳延爽爲保佑他平安歸來,在寶石山唐塔舊址重建一塔,稱之“保俶塔”。

“國用所恃”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宋朝。錢俶“納士歸宋”後,浙江重歸王朝的直轄領地。北宋時期浙江屬兩浙路,治所杭州。兩浙路共轄十二府、州,十一個在今浙江境內。通過吳越國的苦心經營,北宋時期的浙江一躍成爲江南首富。到北宋中期,兩浙路己成爲國家糧庫,在徵繳漕糧和上供中央財政錢物方面,處於全國最前列,在國家經濟中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

北宋兩浙路,1080年,人口居南方諸省之首,1102年,居全國之首。糧食畝產量爲全國平均2倍。

上繳漕糧佔全國1/4,上貢絲物更是多有過半。


南宋國都

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克汴京,俘徽、欽二帝,是爲“靖康之難”,北宋滅亡。同年五月,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史稱南宋。迫手金兵追擊,南宋朝廷繼續南逃,於建炎三年(1129)二月抵杭州。

紹興八年 (1138)定都臨安(杭州)。

浙江作爲京幾之地,地位進一步提升,成爲南宋時期全國政治文化中心。

孔氏後裔隨宋室南遷,定居衢州,並於紹興六年(1136)建立南宗孔氏家廟,成爲與北宗曲阜相提並論的祭孔場所。南宗祭孔的儀式格局、祭器、程序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浙江民俗產生了重要影響。

宋六陵

紹興攢宮村坐落着南宋的皇陵。自南宋立朝至末帝投海,共九位皇帝,歷時153年,其中六位皇帝就埋葬在這裏。

他們相繼在位時間連續148年,構成了一部較爲完整的南宋王朝興衰史。

“浙江行省”

公元1276年,蒙古鐵騎裹挾着大漠雄風踏入南宋都城臨安,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以元代宋的鼎革之變。蒙元貴族採取民族歧視政策,將社會劃分爲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四個等級。所謂“南人”就是南宋統治下的漢人,他們的社會地位最低。

浙江是“南人”居住的地區,受到元朝的重兵防範。民族壓迫的森嚴氣氛深深影響着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那些心靈敏感的文人和藝術家。


4.2 富甲東南

浙江的資源並不豐裕,但開發程度較高。經過數百年的治水拓田、辛勤耕耘,尤其是吳越國的苦心經營,到北宋開始結出豐碩的果實。熙寧年問,浙江上供糧食、布帛均居全國首位,時人稱浙江是“江南首富”,杭州爲“東南第一州”反映了浙江的繁盛與富庶已居全國前列。

其間雖有戰爭破壞,但很快得到恢復,南宋的浙江依然是中國最繁華的地區。即使是宋元戰爭之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 •波羅看到杭州時,也禁不住讚歎“杭州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

湖州鏡

浙江的銅鏡業在經歷了漢代會稽鏡的輝煌後,到宋代,又出現了製作精湛的湖州鏡。湖州鏡始鑄於北宋晚期,盛行於南宋初期和中期,成爲宋代銅鏡的典型代表。宋代銅鏡形式由唐代的繁縟華麗轉而趨向平淡簡潔。南宋湖州鏡幾乎沒有花紋,僅刻鑄作坊主姓名等內容。這種招牌式的鏡銘,反映了南宋私家鑄鏡及其商品化的特點。


熙攘的臨安城

自秦至南宋,杭州經歷了從山中小縣到王朝國都的過程。秦置錢唐縣,南朝陳禎明元年(587)始置錢唐郡。隋統一後廢錢唐郡置杭州。大運河的開通爲杭州提供了新的契機,杭州在成爲東南交通樞紐的同時,也發展成一個珍異所聚、商賈並輳的商業都市。吳越國立杭州爲首府,進行了大規模營建,杭州脫穎而出,迅速成長爲兩浙地區的中心。浙江步入以杭州爲樞紐的發展時期。南宋建都臨安,杭州成爲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杭州城始建於隋開皇十一年(591年),吳越國時期,錢鏐以隋唐舊州城址爲基礎進行擴建。宋高宗在舊城基礎上營建都城,城市規模進一步擴大。南宋初建的臨安城,共有旱門十三座,水門五座,城牆外有寬闊的護城河。

《豐樂樓圖》

豐樂樓曾是北宋京城汴梁最華麗的酒樓,相傳名妓李師師曾。坐檯”於此。南宋時,人們在西湖東南的湧金池畔也仿造了宏偉瑰麗的豐樂樓。

市舶司

又稱提舉市舶司,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海外貿易管理機構。

宋代繼承唐制,在重要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主要職能是負責對舶來品抽稅和博買。市舶使先是由地方長官知州兼任,後改由負責漕運錢糧的官員兼任,其機構亦由地方執掌轉爲朝廷直接管理。

北宋開寶四年(971)設市舶司於廣州,後隨着海外貿易的發展又在杭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溫州、泉州、密州(今山東諸城) 等地建市舶司通商。

龍泉窯青瓷

龍泉窯始燒於北宋,盛於南宋。宋室南渡,人口劇增,對瓷器的需求量陡然加大,促進了龍泉窯的發展。同時,朝廷爲了克服財政困難,鼓勵對外貿易,龍泉窯青瓷大量外銷,進一步促進了龍泉窯的繁榮。南宋龍泉瓷器,無論在品種、造型、紋飾上,還是在釉色方面都達到了精美絕倫的地步,代表了龍泉窯青瓷的最高藝術水平。

"河濱遺範”印章款

龍泉窯燒製的許多碗、盤內底都印有“河濱遺範”印章款。古籍有“舜陶於河濱”的記載,龍泉窯工把自己和陶的始祖舜聯繫在一起,認定自己是陶瓷燒製最正宗的一脈,燒製的瓷器是最精美的,所以自豪地把“河濱遺範”(又作“河濱違範”)印在自己燒製的器物上作爲品牌標記。


4.3 東南鄒魯

如果說 “永嘉南渡〞第一次向浙江大規模輸入中原文化的話,那麼,宋室南渡對浙江文化的影響,更爲明顯,尤其是作爲中國文化象徵的曲阜孔廟隨宋室南遷浙江,使浙江在一個時期裏扮演了中國文化正統代表的角色。

浙江在經歷了從越人的“武化”向儒雅的 “文化”轉變後,崇學重教之風蔚然,一些地方還有“東南鄔魯”之稱。當翻開飄散着油墨清香的宋代浙版書,或聽到書院裏碩儒深奧的學術爭辯,就會想到朱熹的那句斷語:“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

精美的浙版書

唐代有關於揚越間模勒白居易詩歌的記載。浙江地處揚越,白居易曾任杭州刺史,如果文獻中所說的模勒確是雕版印刷的話,浙江很可能就是最早從事雕版印刷的地區之一。五代吳越國大量刊刻佛像與佛經,極大地促進了雕版印刷的發展。

到宋代,浙江雕版書更是中國印刷最傑出的代表。北宋杭州刻工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在世界印刷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浙東學派

宋代設置兩浙東路,下有越、明、溫、臺、婺、衢、處七州,大致在今錢塘江以東。與浙西平原相比,浙東的基礎資源較弱,人們的生存較爲艱難,加上這一帶越文化因素多,現實主義和重商意識在民問具有影響。浙東學派就是在這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他們提倡事功之學,強調經世致用。從地域上分,呂祖謙爲金華學派,陳亮爲永康學派,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則爲永嘉學派。

中國戲曲的搖籃

南戲是在北宋宣和至南渡間形成的一種藝術形式,由溫州藝人創立,初稱“永嘉雜劇”,後人爲區別北曲雜劇,簡稱南戲。宋光宗朝流傳到都城臨安,盛行於浙閩一帶。南戲的出現,標誌着中國戲曲體系的形成,從而使浙江成爲中國戲曲的故鄉。浙江作爲中國戲曲中心的地位到元代繼續保留。元代“四大南戲”中,就有杭州的《拜月亭》和淳安的《殺狗記》。高明的《琵琶記》更標誌着南戲創新的高峯,被後世譽爲“曲祖”。

“東南佛國”

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在廣泛傳播和深入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的過程中,佛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社會習俗逐漸融合,演變爲中國民族的宗教。中國佛教第一個宗派天台宗就是頗具民族特色且影響較大的宗派。

作爲天台宗故鄉的浙江是中國佛教最興盛的省份之一,歷代高僧輩出,有“東南佛國” 之稱。


5、繁庶兩浙一明清時期的浙江

明清時期的浙江,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出現了重要的變化化。在行政區劃上,浙江開始成爲獨立的行政區域,嚴格意義上的浙江省終於形成:

在經濟上,多種經營和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導致了市鎮經濟的繁榮,傳統的產業結構出現了深刻變化;

在文化上,浙江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造詣上,都躍居全國前列,學者們除繼續強調經世致用的實學外,還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接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


5.1 “浙江省”的誕生

自納入統一國家版圖以來,浙江一直不是單獨的行政區域。自秦至元,作爲中國東南地區的一部分,她在行政區劃上始終與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及福建結合在一起。經過長期分拆合併,到吳越、兩宋時代,浙江11個行政區劃單位的格局逐漸穩定。明代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設立後,省界區域基本定型。清實行“省〞制,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爲“浙江省”。這樣,無論是名稱,還是範圍,都與今天相同。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洪武元年 (1368),明王轋建立。明初承元代建制,設中書省。

洪武九年 (1376),浙江行中書省改爲浙江承宣布政使司,領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此後,行政區劃的邊界基本未變。

清代的“浙江省”

1644年,滿清建立多民族統一王朝,在地方行政上實行“省”的建制,浙江是其中的一省,“浙江省”的名稱由此產生。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清帝國達到鼎盛。嘉慶、道光後,清王朝統治逐漸衰落。1911年孫中山領導辛交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帝制中國落下帷幕。

賦稅,田畝佔全國6.7%,上繳稅銀微10.16%,上繳糧食22.52%,最高時達到全國1/3。

上三府與下八府

絲綢與市鎮

明清以來,杭嘉湖平原出現了

產業結構的轉變,多種經營取代了

單一的農業經濟。隨着絲織與棉紡業的興起,杭嘉湖地區迅速發展成全國絲綢生產與交換的中心。與此同時,溝通城鄉經濟和從事專業化

生產的市鎮,繁星般地遍佈在杭嘉湖平原,極大地促進了浙江城市經濟的繁榮。

稻作與蠶絲業收益比較圖(一畝地)

織絲紡紗

爲了在沉重的賦稅下生存,浙北許多農民放棄傳統的水稻種植,轉而種桑養蠶。明清時期,杭嘉湖平原成爲中國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蠶絲以湖絲最爲著名。明初湖州歸安的蠶絲質量最佳。明中葉後,南潯附近的七裏村蠶絲後來居上,成爲湖絲中的上品。

繁忙的市鎮

全遲到唐代,杭嘉湖地區就出現了零星的草市與集市。宋室南遷後,杭嘉湖地區定期集市或商業性市鎮的發展速度明顯加快。明中葉後,隨看以蠶桑棉麻等經濟作物爲主的農業日趨發達,一大批以蠶絲、棉花及絲棉紡織品爲主導產業的工商業市鎮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

雖然工商業市鎮在明代中葉後的勃興是中國社會的新現象,但江南地區工商業市鎮的數量之多、分佈之密集,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

杭嘉湖地區工商業市鎮分佈圖


面對大海

古越人,尤其是溫臺沿海地區的甌越人,是善於在風浪中搏擊的海洋民族。宋元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拓展,使浙東沿海的對外貿易異常活躍,造船業興盛,時人發出了“一片繁華海上頭”的感慨。然而,明初實行海禁後,不僅對沿海地區的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也加劇了倭寇的侵擾。經沿海人民不懈的抗爭,加上隆慶後實行較開放的貿易政策,“倭患”隨之消失,經濟得以恢復。

百工之鄉

在紅士綿延的浙江金衢盆地,人多地少,資源貧乏,制約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然而,古越人精勤耕戰的文化品格和事功哲學的現實主義態度,使他們超越了農耕文明的傳統,走出了一條依靠專業技能外出謀生的生存之路。明清時期,隨着手工業從家庭副業中分離出來,這片土地上活躍着一支支以建築、五金、雕塑工藝和小商品貿易爲特色的百工隊伍,使浙江成爲中國著名的“百工之鄉”。

義烏貨郎

義烏土地貧瘠,需要提高肥力。人們用焦泥灰與雞毛、鵝毛製成泥九,春種時塞入種根以肥田。到清代,大量義烏人在農閒時肩挑貨郎擔,手搖撥浪鼓,用糖餅和薑糖換取雞毛、鵝毛。以後貨郎擔又增售針線、脂粉和各種小商品。

永康銅匠

在人多地少的永康,〝打銅修鎖補銅壺”的吆喝聲貫穿歷史長河。自南朱始,永康銅匠、鐵匠走南闖北、出外謀生。歷史上有“五金工匠走四方、府府縣縣不離康”之說。


5.2 人文薈萃的文物之邦

東漢王充之前,中國的學術論壇幾乎沒有浙江的聲音。唐宋時期,無論在學術方面,還是在科技與交藝方面,浙江脫穎而出,取得令人矚目的佳績。到明清,浙江作爲人文薈萃的文物之邦的地位,更加凸顯。在文化的建設上,浙江學者、藝術家表現出了前瞻性和開放性。他們將自己睿智的創造和洋溢的才情,注入時代變遷的洪流中,在伸張個性、表達自我的同時,推動着社會的發展。

時代嬗變中的浙江士人

明清是中國社會孕育變革的時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使浙東學派重新活躍;異質文化的浸透,對浙江士人的思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當時有一小批中國士人對西學的理解與迴應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在接納基督教教義的同時,積極傳播西方科學文化。浙江士人李之藻、楊廷筠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與上海人徐光啓一道,被稱爲 “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書院與藏書樓

書院和藏書樓的建設是浙江文化的一大特點。浙江書院發軔較早,從中唐開始,歷代都有著名的書院。浙江的書院文化在明清達到鼎盛。明代浙江書院有290餘所,清代更多達560餘所。浙江的藏書也很發達。自晉至清末,浙江藏書家約440餘人,藏書樓200餘處,是中國曆代藏書最盛的地方。歷史上浙江籍的藏書家共1062人,佔全國的22%,排名第一。

這些書院和藏書樓爲浙江學術發展和人才培養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5.3 洶湧的海潮

隨着西歐工業革命的爆發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逐漸邊緣化的中國社會開始成爲西方獵食的對象。地處東海之濱的浙江,以其驚人的富庶,格外地受到西方列強青睞。鴉片成爲西方工業製品強行進入中國市場的第一道符咒。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浙江軍民被動員起來,投身到保家衛國的浴血奮戰中。洶湧的海潮襲來,浙江人民和全國人民一道,在度過社會新生 前夜的陣痛後,迎接新世紀曙光的來臨。

太平天國在浙江

1851年,以洪秀全爲首的拜上帝會發動太平天國運動。1855年起,太平軍多次入浙。太平天國後期,隨着戰略重心轉向蘇浙地區,太平軍大舉入浙,佔領了浙江大部分地區。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年後西方國家在華勢力公開站在清王朝一邊共同鎮壓大平軍,加上湘軍入浙作戰,太平軍在浙期問激戰不斷。天京失守後,太平天國在浙江的活動也以失敗告終。


很突兀的結束了。

但“越地長歌”古代浙江歷史篇章確實結束了,後面是革命風起雲湧的近現代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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