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學夢，萌芽在初一，綻放在三尺講臺上。
三十餘年前，我是家鄉小學的一名代課老師，那時候晚上停電是常事，學校沒有電視機，也沒有其他娛樂活動，晚上備完課、批改作業後，在窗外的蟲鳴，抑或是山風的怒吼聲中，我用筆寫下家鄉的山、水、風俗人情，亦或是屬於那個年紀的情感、困惑等，篇幅都在兩千字左右，屬於散文類。
完稿後修改，再一筆一劃地抄在稿子上，裝進信封，仔細對一對報社的地址，確認無誤後貼上郵票，等星期日休息時翻山、趟河，走三十多裏地去鎮上郵局。
每次，櫃檯裏的工作人員見信封上郵票已貼好，就會提醒我直接投入門口的郵筒中，不用花時間排隊。
“投進外面的郵筒不安全，萬一把信丟了呢？”我怯怯地解釋。
“什麼信這麼金貴？”工作人員的語氣並不友好。
“是寫的稿子，交到你們手上才放心。”我實話實說。
“犟！”工作人員接過信，搖搖頭。
看到他把信放進了櫃檯邊的一個小筐裏，我才安心地出郵局。這樣的場景，幾乎每個月都會發生一次。
慢慢地，有一些文章發表在《中國青年報》和我們本省、市報紙上。種下的“種子”，終於在文學花園裏開始生根、發芽，我期待着將來能枝繁葉茂、開出燦爛的花、結出甘甜的果，爲此，工作之外的空餘時間，幾乎都花在寫作上。
後來，學校合併，教師精減，最先離開學校的就是我們這些代課老師。屋漏偏遇連陰雨，在我還沒有想好下一步如何走時，母親因病突然離世，留下我和讀高中的弟弟相依爲命，自然地，經濟上的窘迫立馬成爲我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
長輩們勸我和村裏人一起去南方城市打工，賺錢養活自己並支持弟弟完成學業。的確，這是最理性的選擇，那時候南方工廠遍地，村裏和我年齡差不多大小的年輕人，都去了工廠，支持弟弟繼續讀書，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
經過深思熟慮後，我選擇北上，因爲北京是全國的文化中心，這裏有文學生長的土壤，而去南方，工廠工作時間長，也許賺錢能養弟弟，但文學夢就得放棄，但我決意二者兼顧，絕不放棄責任，同時也要堅持寫作。
“寫稿子是有文化的人做的事，你又沒有讀多少書，文不像秀才武不像兵，去北京那樣的地方能養活人？”
“你個苕樣，寫字能賣多少錢？進廠還能掙個三瓜兩棗，勉勉強強養活你自己和弟弟。”
村裏長輩們善意的勸告不絕於耳，但我心意已決。
到了北京，最初幾年在學習之餘，除了大量閱讀文學作品外，我開始有針對性地寫作，爲將來出版文集做準備。
寫了十萬字的時候，我估摸着出版一本集子的字數夠了，就打印出來準備投稿，這個時候我才瞭解到，出版與以往單篇投稿不同，出版社收到稿子後，如果三個月內沒有反饋，就意味着落選，稿子不退回。
三個月的時間我可以等，但稿子不退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打印一份費用超過百元。我希望拿着稿子去出版社拜訪，當面和編輯溝通，如果他們有意就留下，覺得不合適帶回來再找下一家。
但現實給我潑了冷水，雙休日我有時間去出版社，但他們又休息，偶爾調休在工作日去，負責接待的編輯得知我是素人，沒有出版先例、沒有名家爲書加持時，直接拒絕，連看稿子的意願都沒有。
每次回到出租房，我都在小本本上記下哪家出版社拒稿，接着查找下一家的地址、電話。
拒絕的次數多了，我也瞭解到一些出版的門道，有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合作，收小說、散文、社科類的稿子。我從同事小孫那裏打聽到亞運村一家文化公司，主要出版散文，且不計較作者的頭銜，而是根據稿子質量說話。
聯繫到這家公司的高總編後，他很體諒我的處境，讓我下班後再去找他，這樣就不用請假。約好時間的那天，剛好北京下雪，晚高峯堵車，小孫見狀把他的手機借給我用，以方便隨時和高總編聯繫，當時用得起手機的人不多，我也沒有餘錢買。
等我趕到亞運村時，已是晚上九點，早過了約好的六點半，以爲高總編已下班，當我不安地撥通他的電話時，沒想到他還在，讓我直接到辦公樓下的肯德基店，他在那裏等我。
掛了電話，我的眼淚就出來了，不管要不要稿子，就憑這份對作者的體諒，高總編就是我文學之路上的貴人，我暗自想即使拒稿，今天來這一趟也值得，因爲高總編在做人處事上，已成爲我的楷模。
高總編爲我點了漢堡、雞腿、可樂，我真的餓了，在大快朵頤的時候，他飛快地翻看着稿子，偶爾問一、兩個問題。
“嚴格來講，你這裏面有的文章只能算得上小品文，還缺乏一定的深度、厚度，不太符合我們公司的出版標準，但也有優點，這些小品文很符合時下年輕人的閱讀胃口，他們是這本書的目標讀者。”等我喫飽喝足後，高總編溫和地開口，指出稿子中有幾篇如何修改，纔會更出彩，同時建議最好是把稿子通讀一次，儘量減少錯別字，有的文章篇幅太短，不適合收錄進集子裏，等等。
這是第一次有人對我的稿子提出中肯的意見，儘管拒稿，但讓我“死得明白”，我起身朝他深深鞠躬，感恩他的直言，讓我明白了自己的不足。
“我有位朋友的公司，倒是喜歡出版這類文集，你得空時候拿着稿子去看看。”高總編在便箋上寫了一個手機電話，還有那家文化公司的地址。
出了肯德基店，我拎着稿子在北京的雪夜，朝公交車站走去，還未到站，就見一輛車快進站了，忙跑着去追，不妨腳下一滑，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我掙扎着爬起來，終於趕上了那趟當晚去北六外的最後的一趟車。
十一點半，當我回到出租房，放下裝着稿子的書包時，才發現小孫的手機不見了，我明明記得出肯德基店時，放進了羽絨服的口袋裏，想必是摔倒時，掉在雪地裏沒有發現。
來不及沮喪，我開始按照高總編的意見修改稿子，北京的冬比家鄉冷，我還沒有學會生爐子取暖，手凍僵了無法握筆，就起身在屋子裏跑步，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其實跑不開，說是轉圈更合適，待身上暖和後再寫，就這樣持續了半個月，白天上班、晚上修改，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子終於完成。
拿着重新打印的稿子，我去天通苑拜訪了那家公司的負責人，他看了開頭幾篇，讓我留下稿子，一個星期內給我答覆，知道我沒有手機後，他又叮囑我第五天給他打電話，到時候肯定有準信。
這次，我知道有戲了，這是唯一讓我留下稿子的出版公司，也是我被拒稿後第二十五次投稿。
第五天，我給那位負責人打電話，他告訴我稿子達到出版要求，讓我禮拜六去公司面談簽約細節。
這是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作品集，雖然因爲不懂版權，稀裏糊塗地簽訂了一次性買斷，所得的稿費除了買個新的手機賠給小孫外，所剩無幾，但我依然滿心歡喜，感覺離自己的文學夢近了一步。
再後來，我出版了長篇小說，也有作品與網站簽約，耳邊的讚美之聲漸漸多了起來，奇怪的是，我再也沒有出版第一本書時的激動，反而是平靜，甚至覺得下一本纔是最好的，也正因爲有這個想法，在工作之餘一直沒有停下筆，並抓住機會向茅盾文學獎梁曉聲老師、周大新老師請教、學習。
兩年前，我創作了一本二十餘萬字的現實主義題材小說，完稿後打印了一份送給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梁曉聲老師，請他提修改意見。
年過七十的梁老師有社會事務，還要從事創作，但他仍然擠出時間看完稿子，並從小說結構、人物設定等方面提了修改意見和建議。
梁老師是中國文壇最優秀的小說家之一，而我只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他沒有應付或是口頭答應但遲遲不看稿子，從梁老師提的意見中，我知道他讀完了全稿，而且是以專業、嚴謹的態度提了修改意見和建議，梁老師不看頭銜、不薄後生，盡心盡力扶持文學晚輩的精神令我深深感動，也是我繼續追夢的動力之一。
文學之路，道阻且長，但只要堅持寫下去，夢想之花就會綻放！
（本文是根據我在一個微信羣裏的分享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