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以及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欲擒故纵之计是经常被高明的决策者所采用的，且胜算概率极高。《战国策魏策一》：“《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这是一种暂时让步，等待进攻的策略。据《韩非子说林》所记，春秋末期的晋国，以赵、魏、韩、智、范、中行等六家势力最大，史称“六卿”。范、中行两家被兼并后，智伯向魏宣子提出领地要求。魏宣子当即拒绝。魏宣子的谋士任章献计说：请不要正面拒绝智伯，不妨满足他的要求。他尝到了甜头，一定骄傲得意，更加贪得无厌，四处伸手。到那时，其他大夫必然会不满，从而促使各家联合起来去收拾一个孤立又骄傲轻敌的智伯，他的性命还能保得住吗？魏宣子依任章的妙计，划出一些土地给智伯。后来，智伯果被赵、魏、韩三家所厌。魏宣子不但收复了失地，还分得了更多的土地。
韩非在他借用历史故事来阐述和发挥《老子》思想的《喻老》一文中说：“越王入宦于吴，而观之伐齐以弊吴。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故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晋献公将欲袭虞，遗之以璧马；知伯将袭仇由，遗之以广车。故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韩非得到的这些战例，给这一谋略做了很好的注脚。吴王败越之后，越王成了他的奴仆，他以为吴国可以争霸天下了。越王决心战胜吴王，但在周敬王三十六年吴王出兵伐齐时，却派兵支持吴王在艾陵打败齐军，还亲自去吴国致贺，并带着许多宝物贿赂吴国君王。吴国君臣个个喜气洋洋，只有伍员看破了勾践的用心。周敬王三十八年春，吴王夫差与晋定公在黄池会盟，争得霸主。而同时，越王却在吴王率兵远征之时乘机攻吴，并大败吴军，最终灭吴。
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再把它夺回来。“取”是目的，“予”是手段，“予”是为了“取”。一切的“予”，都是以“取”为前提的，都要看对大局是否有利。在我们的实力尚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为了调动对手、战胜对手，不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这种以最终打败对手为主的放弃是为了更牢固、更长久的占领。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此计相近于欲擒故纵。其用意在于，当敌人处于强盛之时，或对手的狰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或未被世人所识破之时，不是急于去与之较量，而是等待时机，采取措施以骄纵敌志，待敌懈怠失警之时，待世人更加清醒、朋友积极支持之时，再采取行动战而胜之，它与欲擒故纵之计有异曲同工之妙。东周时期郑庄公克段于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郑庄公对同胞兄弟共叔段企图里应外合、篡夺政权的阴谋本已觉察，而他不但不予制止，反而许之封地筑城，对共叔段一系列准备工作置若罔闻。其母姜氏请求封其弟共叔段于京地。公子吕谏阻，庄公却故作姿态，说：“母亲姜氏希望这样，不满足她的要求就不得安宁。”有人报告说，共叔段正招兵买马，训练卒乘，他故意说共叔段为郑国操练兵马，劳苦功高；有人禀报说，共叔段占领了京城附近的两个小城，公子吕请庄公出兵讨伐，他却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直到共叔段和其母的阴谋充分暴露，郑庄公才说：“可以收拾他们了。”然后周密布置，在共叔段与其母姜氏举事之时采取
果断措施，挫败了共叔段的夺权阴谋，逐共叔段出国，流放姜氏于城颖。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是一句成语，可见庆父是死有余辜。鲁庄公晚年，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庆父为了夺取王位，杀害国君，制造内乱，引起公愤。他收买刺客杀死公子般，立年仅八岁的国君闵公，实权则操在自己手里。闵公是齐桓公的外甥，请求齐桓公帮忙。齐桓公了解情况后，想派兵把庆父干掉。大夫仲孙湫建议等庆父再干坏事时再诛他。庆父不久又派刺客杀死了闵公，国人动怒，包围了庆父住宅。齐桓公派兵三千去鲁国，立公子申为君。庆父在被押回鲁国的途中自杀。 郑庄公和齐桓公所采取的手段，都是让对手沿着自己的“逻辑”发展，充分暴露其行径，当事态发展到极端开始走向反面时，才采取有效措施一举成功。开始的姑息怂恿都是为了等待时机，赢得主动，为采取决定性的行动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