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生
老邱44歲，從來沒有出過國。2002年他出差，從青島飛回北京，飛機在高空遇到猛烈氣流，翅膀亂顫，急速下墜幾百米，這讓他患上了飛行恐懼症，心想，怎麼能把命交給這麼一坨兒鋼鐵。自那以後，他再沒有坐過飛機，他愛上自駕遊，開着吉普跑遍了新疆、西藏。他的老同學早年移居日本，總讓他去日本玩，老邱說他喜歡日本，那裏的生活精緻細膩。他打聽去日本的船票，坐着郵輪置身大海好像比飛機更安全。他還喜歡足球，從1984年看過拉什的比賽之後，就是利物浦隊的忠實球迷。“英國可能有很美的鄉村景色吧。”他說，“不過，我還是害怕坐飛機，也許我能克服我的恐懼，真到有一天，有什麼特別吸引我的事情讓我非坐飛機不可，我估計我也能克服。”
老邱在2010年春天坐京九線火車前往香港，此行目的是在香港開一個戶頭。之前，他的一位朋友剛剛辦理了香港移民，兩人聊天，促發了老邱移民的念頭。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需要坐飛機的地方暫時不予考慮，香港既然坐火車就能到，那就先去香港吧。辦理此事的第一步是找一個靠譜的中介，由中介再介紹一家地下錢莊，老邱在香港開戶，回到大陸，往地下錢莊的一個大陸戶頭打人民幣，地下錢莊同時往他的香港戶頭打港幣，交易完畢，地下錢莊的大陸戶頭立刻註銷，服務優良，收費合理，地下錢莊這樣的乾坤大挪移每天都在進行。老邱趕上了一趟末班車，當時香港法律規定，在香港辦理投資移民需要650萬港元，可投資金融債券或房地產。很快，門檻就上升到1000萬港元，不得投資房地產，必須買金融債券。老邱在北京有三處房產，賣掉一處，去香港買了一個40多平方米的單位。第二次去香港，就是去看樓，然後去律師樓簽署文件。這個小小的辦公間，買賣合同的文件足有10釐米厚，一共73份，前71份文件記錄着這塊地從1893年以來的歷次產權變遷，老邱要簽署的是第72份，第73份是所有文件的清單。“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買賣參與到了歷史當中，我看着合同裏寫着999年的權限，999年我不知道是什麼概念，但那厚厚一沓文件記錄的是100多年以來的產權，這讓你非常踏實。”簽約之後，老邱很快得到200萬港元的租金收入，這個小單位他用不上，委託物業出租，租約7年。老邱喜歡香港的熱鬧繁華，那是有秩序的熱鬧繁華，這個長期租約帶來的收入，讓他移民香港的成本降低了30%，也讓他對香港的未來穩定生活抱有信心。第三次去香港，是去入境處領取臨時身份證，這個身份證要到7年之後才能換成香港的永久居留證件，到那時纔可領取香港護照。老邱說：“到入境處是我第一次和香港警察打交道，一個小時就辦完手續，領到了身份證，之前我去咱們的出入境管理局，給我老婆、孩子辦港澳通行證，就要去兩次，我以爲我能給我老婆代辦通行證，到那裏又被告知不可以，總之，我原來和政府部門打交道，一直做好的心理準備就是去一次未必能辦成事，至少要去兩次才明白。”很快，老邱第四次去香港，拿到了房產證。
老邱一家人可以隨時去香港了，但他們的生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這就像是買了一份保險，好像也沒什麼用，沒準你還會罵，賣保險的人都是騙子，可你沒一份保險還真不踏實。”老邱並不打算讓兒子去香港上學，他參觀各種國外教育展，想把兒子送美國去讀高中。兩年前，他給兒子辦“小升初”，給北京海淀區三所中學的三個中間人各送出5萬元現金：“現在誰還送禮啊，都是送現金最方便，送出去之後，沒有人能保證說收了你的錢就能辦成，辦不成也不會退給你。”最終還是辦成了一個，會吹小號的兒子以特長生身份進入了一所好中學，然後是分班，快班、慢班、實驗班的名號把學生分出了等級。那些快班的學生說：“老師，您留的作業太少了，我們不夠。”老邱在家長會上聽到老師這樣吹噓，不免疑惑，學生不愛寫作業，這幾乎是天性，違背天性的事拿來鼓吹，好像是教育的常態。但讓他下決心把孩子送走，是因爲一次籃球賽。“有一回，我們幾個家長帶着各自的兒子聚會，一起打了場三對三籃球，結果這幫孩子的身體還不如我們這幾個40多歲的人，跑不動。這一下我覺得壞了，學習好不好，在慢班還是快班，我可以忽視，但天天寫作業，沒時間玩，沒時間鍛鍊身體，我覺得太可怕了。我們小時候每天都能踢一場足球，每天都有時間玩。”那時老邱轉了幾個教育展，確定了一所美國的高中，每年的學費加生活費是5萬美元左右。“不去看教育展還好，去看了，就會被傳染，就會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來諮詢的人摩肩接踵，好像每個家庭都要把孩子送到國外去讀書，不送出去就不行似的。我想讓我的孩子在一個沒有那麼強烈的等級觀念、沒有什麼競爭壓力的環境下讀書。”
老邱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中關村做生意，遵循遊戲規則，沒用幾年就成爲一個資產千萬級別的小業主。他說：“我覺得，賺到錢只是我運氣好，這錢來得快，我擔心它去得也快，所以我該捐款就捐款，該給員工的保障都給，讓大家都過得好一點兒。可那種不安全感始終伴隨着我，咱們的稅收制度設計得非常了不起，不查你，你沒問題，一查你，你就有問題，你在政治上如果有什麼籲求，他從經濟上就能查出你的馬腳。”不過，老邱這兩天剛剛辦完選民登記，他說他要嚐嚐投票的滋味。
劉太太和羅太太
劉太太的先生在一家國有投資銀行工作，那裏的僱員分成兩類：“一類是我先生這樣的，天天忙業務，另一類人不忙，就在公司裏坐着，但有他們在，公司纔會有業務。”我見到劉太太那天晚上，她和剛從英國回來探親的羅太太在北京藍色港灣一家酒吧閒聊，兩位太太坐在一起，說的話又瑣碎又家常。
羅太太結婚那年已經34歲，她的丈夫是一個美國人，兩人的手續要在民政部門的涉外婚姻登記處完成。登記那天，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問羅女士：“這是你第一次結婚嗎？”得到肯定的答覆之後，工作人員感嘆一句：“這麼大歲數還能找個外國人，還找了個不錯的呀。”羅女士說她當時腦子短路了，心想，是啊，30多歲了還能找到個不錯的。隨即意識到，這句話中所包含的羞辱的意味。羅太太的閨蜜那一天和她一起去辦結婚登記，閨蜜的那位美國丈夫年紀稍大，工作人員問：“你和他結婚，你家裏人知道嗎？你父母同意嗎？”這位閨蜜已經30歲，不知道登記處的大姐爲什麼要這樣問。羅太太帶着一袋子喜糖，本想着辦完登記手續，給工作人員送點兒喜糖，可幾句問話之後，她那位略懂一點兒中文的美國丈夫對她說：“不要給他們糖，這袋糖我們帶回去。”手續辦完，羅太太及其閨蜜，連同她們的美國丈夫，兩對新人在婚姻登記處門口合影，羅太太手中拎着那包沒有送出去的喜糖。
說起8年前婚姻登記處的那一幕，羅太太問：“你說，哪種邏輯是正常的？婚姻登記處那幾位大姐，她們以爲嫁給一個外國人，就跟撿到個便宜似的，她們的處世邏輯是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常規思維？是正常的想法？我們遇到自己合適的人，去登記結婚，覺得被羞辱了一番似的，我們是不是太脆弱、太敏感了？我們的邏輯是不是不正常啊？生活在中國，很多事情都變成這樣，原本我們是正常的，結果變成不正常的；原本那些不正常的處世哲學，反而是社會的主流，這是讓人彆扭的地方。”
羅太太的孩子現在都7歲了，一家三口去年移民去了英國，這次是羅太太自己回國來玩。羅太太、劉太太湊在一起，說起孩子就有沒完沒了的話。羅太太說，到了倫敦，第一件事是給孩子找寄宿制學校，倫敦頂級的一個女子學校，校園裏有宿舍，有湖水，常年和伊頓公學聯誼，每年都有相當比例的學生進入牛津、劍橋，一年的學費是3.3萬英鎊。劉太太聽了就說，哎呀，我剛打聽了北京一所私立中學，初中每年的學費是24萬元，高中每年是27萬元，這還不包括食宿，每天還是要回家吃飯，這樣一算，你在北京上一所好的私立中學，還不如送孩子去倫敦上一所頂級的寄宿學校呢。她接着算賬：“你在日本，吃一碗拉麪，最便宜的500日元，配料最多、最貴的是1200日元，這都是那種純手工、不加任何添加劑的好拉麪啊，你再看看那個味千拉麪的價格。在北京買房子，或者享受別的什麼服務，那價格跟在國外差不了多少，所以，搬到國外去生活，成本上不一定高，可享受到的東西絕對要好很多。”
羅太太的孩子出生時，辦了一本中國護照，母親是中國人，自然可以辦理中國護照，可父親是美國人，又去美國大使館給孩子領了一本美國護照，儘管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這一說，但小傢伙有兩本護照——那本空白的美國護照在中國沒什麼用，要想拿着它走出中國，必須去補辦一張旅遊證件，可這本美國護照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能用，這就是身份的弔詭處。劉太太對這些早有研究，她懷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曾經詳細探討過這種可能——把孩子生在美國，讓他領一本美國護照再回來。可隨即打聽到，父母雙方都是中國人，抱着一個拿了美國護照的孩子回來，在海關多半會被羞辱一番：孩子那個美國護照不予承認，還是要去辦個旅遊證才能入關。劉太太的一位閨蜜曾經遭遇這樣的麻煩，生了個孩子領了個美國護照，卻發現在中國生活，那護照還不如一個北京戶口好使，於是又去辦理北京戶口。戶籍管理者說，那邊註銷美國護照，這邊才能上北京戶口，她去把美國護照註銷了，可這邊的北京戶口還沒能辦好。劉太太是上海人，在北京生活，生孩子辦理準生證等手續都要跑回上海原籍去辦，戶口這些事本來就夠麻煩，不願意再加上護照這個更麻煩的事情，所以踏踏實實把第二個孩子在祖國大陸生下來，一兒一女，按部就班地開始辦理移民香港的手續。說起孩子的身份問題，羅太太那邊又燃起怒火：“我懷孕的時候，就爲我們家孩子的身份操心。我去出入境管理局諮詢，到諮詢處我就說，我和一個美國人結了婚，現在我懷孕了。那位警官沒等我說完，就來了一句，你懷孕了去醫院啊，找我們幹嘛？我當時就急了，破口大罵。你說，我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良家婦女，只要跟咱們的政府部門、物業等服務部門打一回交道，我就能變成一個潑婦，這太他媽神奇了。”
劉太太的大女兒在北京一傢俬立幼兒園上學，每年學費8萬多元，排隊等着入園的孩子有100多位。幼兒園有一點點宗教背景，不接受贊助費，有班車，孩子穿成本10元左右的校服，避免任何生活條件的攀比。劉太太考察過好幾家幼兒園，有些幼兒園硬件條件更爲出色，但她害怕自己的閨女在那裏呆上兩年，就會變成一個“潑婦”。進了現在這個幼兒園，劉太太又擔心自己的孩子未來和“主流社會”接不上軌：“現在這個幼兒園，總教育孩子，快樂是做正確事情的結果，快樂是要幫助別人。可有一次，我帶着她在我們家樓下玩轉椅，她抱的皮球掉了，她就去揀皮球，回來發現自己的座位被別人佔了。這時候，旁邊一個小孩子的皮球也掉了，那個小孩子的奶奶就佔住座位說，你去揀球，奶奶給你佔着座兒。我就不願意以後我的孩子要去跟別人搶座兒，我還得給他佔座兒。我寧願把他送到英國去。我也不指望他能上牛津、劍橋，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時候那樣子——上下學自己去，走幾條馬路就到學校，遇見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長去接，路上沒那麼多汽車，汽車知道避讓行人，不用給老師送禮拍馬屁，就這麼簡單。”
說話間，羅太太去了趟洗手間又轉了回來，打量一下酒吧裏消遣的一幫中年男子，小聲說道：“聽說現在國內又流行紅酒加牛奶了？這種喝法真是新鮮啊，你要是在英國，聽說國內流行紅酒加牛奶，一定覺得這事情好笑，可你要是在國內，邊上真有人喝紅酒加牛奶，你就有點兒抓狂。所以咱們還是保持一點兒距離好，你說是不是？”我說：“是啊，可我真沒聽說哪裏流行紅酒加牛奶啊。”
小呂
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的小呂，北京人，在南京大學學地質，到美國後攻讀環境學的碩士。她上高中時，父母就想過讓她出國，但當時小留學生的負面新聞過多，父母不放心她，讓她先在國內念大學後再準備出國。父母很早就告訴她，要出國見世面。這條出國之路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準備，從高考選擇學校選擇專業，到“大二”開始準備託福、GRE，一直都在一步一步實現一家人的理想——就是出國。小呂“大四”的時候申請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的幾所學校，被賓大一個碩士項目和英國帝國理工一個博士項目錄取，碩士項目沒有獎學金的，博士項目有，小呂家庭經濟情況不錯，一年大約30萬到40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和生活費對父母的生活沒太大影響。“我爸媽說留學的錢從小就給我存好了，所以還是鼓勵我來讀碩士。他們不希望我讀書讀傻了，做個女博士嫁不出去，另一個擔心是去讀帝國理工未必能留在英國，就讓我選擇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碩士項目。我當時糾結了很久，最終還是聽從了父母的安排，我覺得當初的選擇是對的，我的性格不大適合做科研，還是找個工作安安穩穩的好。”
沒來美國之前，小呂想，以後也許還是要回國工作，父母不會英語，她是獨生女，想跟爸媽在一起，當時一家人還沒想移民的事，都說中國經濟情況很好，美國正是次貸危機。“我當時都想好了，去學兩年環境，然後去NGO（非政府組織）實習，回來找一個NGO駐中國辦公室的工作。師兄師姐都告訴我美國其實就是個大農村，特別沒意思，還是國內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多、朋友也多。後來我們大家想法就變了。”
賓大在費城，是美國東部一個比較有歷史的城市。小呂剛到這裏的時候也爲費城的破舊納悶，而後才發現這裏的好處。“比如說，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發現美國大街上很多殘疾人，就是坐着輪椅的那種，有的是半身不遂，有的是腿有問題，我開始還納悶，覺得是不是美國殘疾人比例高？後來漸漸就明白了，其實不是美國的殘疾人比北京的多，而是北京的殘疾人大多待在家裏不能出門，出來很不方便。但是美國就不一樣，比如我們學校的宿舍，我就發現我們那棟宿舍樓專門有一層是無障礙的，那層所有的門，包括樓道門和房間門，都有一個離地面大概一米左右的一個按鈕，方便坐輪椅的同學開門。學校也有專門的班車可以免費接送不方便的同學去教室上課。任何地方的衛生間一定有一間是比較大、有扶手的無障礙衛生間。市裏的公交車司機看到殘疾人都會放下一個踏板，方便他們搖輪椅上車，車上有專門固定輪椅的地方。”接着小呂發現，原來美國的東西很便宜，衣服、鞋子的選擇也多，而不大方便的地方是中國菜不好吃，工作效率低，去醫院、去銀行排隊很慢。人工貴，傢俱自己裝，電器壞了自己修，搬家也要自己搬。
“說到讀書，我在美國、在國內上的都是還不錯的大學，我覺得差距還是挺明顯的。課的內容差不多，可能國內的老師還講得更好點兒，但是國內大學有人格魅力的老師比美國這裏要少很多。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有幾個老師還是挺可愛的，不過總歸有那麼幾個老師或者什麼黨委書記，一張嘴就特別官腔，虛僞。我特別不喜歡。美國就少有這種老師，聽美國老師講課，你就能看出來他搞科研真是發自內心的喜歡啊！他就是愛地質！一上課終於有幾個人能聽聽他研究的這點東西了，眼睛都發光啊。國內好多老師給人的感覺就是打一份工，雖然也很努力、很敬業，但是沒有那麼愛，還有些老師純粹是把科研當賺錢的工具。我以後有孩子，大學我一定讓他出國念，省得學一肚子世故虛僞。”
小呂說：“我對美國的看法，說起來挺老套的，就是自由和公平。自由就是在這裏，無論你有什麼樣的想法，你選擇什麼樣的人生，都可以得到理解。比如說，我要是一輩子不結婚，在美國面臨的壓力就比國內小。在美國，你願意單身，不結婚，或者你願意跟同性結婚都是你自己的事情，沒人管。但是在國內，你說你不結婚，幾乎所有的中年婦女都要對你施加壓力，像個邪教似的。四十幾歲不結婚，所有人都覺得你不正常。我一個師姐說，她的理想就是一邊打工一邊環遊世界。她在國內跟別人說，別人都說你瘋了，你應該乾點正經事。但是在美國，所有人都說你這個想法非常好，你應該趁年輕快點去。公平，可能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權利，包括殘疾人和窮人的權利，包括別人的權利。我在國內聽大家說不公平，主要的意思就是我的權利受到了侵害，很少有人關心別人的權利。我剛來的時候第一次聽說美國常春藤白人學生和黑人拉丁裔學生的入學申請是區別對待的，你的成績不夠好，但是有可能因爲是拉丁裔就能進常春藤唸書，我當時震驚了，我說這不公平啊！後來才慢慢發現美國的思維是，弱勢羣體的孩子成績不好不是因爲他們自己不努力，而是因爲投入不夠，所以要加大投入，給他們更多機會。這也讓我更加理解什麼是公平。”
小呂以往多次和父母去歐洲，到美國讀書後，暑假的時候就去南美。“大致就一個體會，我去過的所有國家的人都活得比中國人輕鬆，中國人太累了。我覺得其實中國人和外國人比，是一些深層的不一樣吧，我說不出來。”她到美國一個學期之後，父母開始考慮移民的事情了，其中一個原因是父親身邊的幾個朋友都在談論移民。對於移民，媽媽好像更熱心一點兒，小呂的媽媽在民主黨派做扶貧工作。“我媽媽說她覺得現在貧富差距太大了，社會矛盾已經很尖銳了，哪天矛盾激化，她一點兒也不會驚訝。後來開始唱‘紅歌’，我媽說感覺那氛圍有點嚇人。雖然我覺得動盪不大可能，但是準備着也沒什麼不好。而且現在國內通貨膨脹這麼厲害，錢存在銀行一直貶值，買的股票現在還套着，我覺得還不如拿來投資移民划算。還有就是我覺得在中國私有財產不大受保護，哪天萬一真要強拆我們也沒辦法，所以還不如把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地方。”
小呂爸爸的一個朋友，女兒在多倫多，一家人也要移民。“我去找她玩過，我發現加拿大真的很適合移民。我爸爸還有兩個同學在多倫多，等那個叔叔也移民了，我想我爸爸媽媽過去之後，起碼不會沒有朋友。多倫多華人社區很大，中餐店又多又好吃，好多銀行都有華人接待的，不會說英語問題也不大。房子我都看好了，在一個地鐵終點站附近，有個很不錯的社區，很多中餐、韓國菜，治安也好，房價也不貴。我想他們可能會無聊，沒準開個小餐館什麼的吧，具體的還沒想好。”
小呂說：“我和媽媽、爸爸基本上沒有什麼很難溝通的事情，我爸爸比較傳統，也不善言辭，但是我媽媽是一個很新潮、有時候很天真的一個人。我上高中的時候，我媽媽從來沒管過我什麼早戀啊這些事情，也沒逼着我學習。我問我媽，我要是一輩子不結婚，或者跟個女的結婚了你理解我麼？我媽就說不結婚也沒事，要是跟女的結婚了你別告訴我就完了。我覺得我爸媽還是非常好溝通的。最大的矛盾也就是叫我趕緊找對象啊、好好找工作什麼的這些小事，大事上我們大家的思想還是很統一的。不過我媽不喜歡我批評時局，我媽說，這跟憤青一樣沒氣質，而且有些事不必說，做就行了。”小呂知道，媽媽在“文革”的時候受過一點兒刺激，媽媽當時住在民主黨派的院子裏，經常能看到院子裏的人被紅衛兵逼瘋了，或者是放學路過後海看到自殺者的屍體被撈上來，還有樓裏有自殺的人，屍體被擡出來。“當時我外公關在九三學社的一個院子裏，只有我媽和我姨兩個女孩子在家，我媽說當時她們倆一個10歲、一個7歲，自己連飯都不會做，還成天有紅衛兵闖進來抄傢什麼的，兩個小孩嚇壞了。我媽說那是她人生中最恐怖的10年。我媽媽也不是故意跟我說這些，就是我媽媽有點兒神經質，特別容易亂想。我問她爲什麼，她說是小時候嚇着了，然後順便說了這些事。我希望她能夠健康、開朗，永遠高興。”
另外四個人
傑西卡，這是她在外企工作用的英文名，她先後在兩家外企工作，第一家服務了10年，第二家服務至今也有6年了，這兩家公司大名鼎鼎，在世界500強裏都排在前50名。傑西卡2004年在美國總部工作了一年，把3歲的女兒送到當地幼兒園。入園第一天，還不懂英語的小閨女就參加了地震演習訓練，加州屬於地震多發地帶，幼兒園和學校時常舉行演習。每天早上，女兒到幼兒園之後，老師會帶着孩子高聲朗誦一句口號：“我們對待別人，不能用我們不喜歡別人對待我們的那種方式。”這個略微複雜一點兒的句子翻譯過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當時，傑西卡的丈夫是以家屬身份去美國的，每天接送孩子、買菜做飯的事情更多由他承擔。工作期滿，丈夫對“家庭婦男”的身份感到厭倦，一家人告別加州的明媚陽光，回到北京。在北京，夫妻二人都是“精英大白領”，每天忙忙碌碌。到2010年，國內忽然接連發生幾起校園兇殺案，有殺手闖入小學殺害孩子，北京的小學驟然變得緊張起來，丈夫忽然跟傑西卡唸叨，我們移民吧，去加拿大。這個目的地的選擇沒費什麼時間，他們服務的都是美國公司，對北美最熟悉。加拿大的情況也相對簡單——溫哥華適宜居住，可要想找到合適的工作，多倫多的機會更多。從移民的念頭萌發，到辦完相關手續，傑西卡只用了大半年的時間，其間還成功傳染了一位上海同事，同樣辦理了移民加拿大的手續。現在，傑西卡一家三口等着加拿大的審批，一旦獲批，就準備奔赴“新大陸”。她也有心情回顧這10多年的職場生涯：“我在美國總部工作那一年，發現那裏是彈性工作制，很多人都是早上送孩子上學之後就到公司，這樣下午4點多就能下班，回家去喂寵物，享受家庭生活，從來不加班。這種比較正常的工作狀態，我們從來沒有享受過。跨國公司都把中國大陸當做最重要的市場，定下非常高的目標，我們這些職員就要貫徹執行，都跟着這個目標拼命，其後果就是人際關係的緊張和無法消除的焦慮感。我們這些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生的人，算是趕上了好時候，那就是外企在中國的黃金時期，收入高，積累了一定的財富，我們的目標就是升職、漲薪水，時不時能接到獵頭公司的電話，告訴你又有一家大企業給出多少萬的年薪。可現在‘80後’的年輕人進入公司，外企的黃金期已經過去了，我們就是很普通的打工者。現在，房價飛漲，要想過體面的生活並不容易，可上升渠道比以往更爲狹窄，人際關係——那種內部和外部，無時無刻不存在的競爭，讓你待在公司裏極其緊張。”
傑西卡的這種緊張感也***到日常生活中，她在美國考下了駕照，在中國卻從來不開車。“我前兩天帶女兒出門，打出租車，出租車上的乘客要下來，我們要上去，後面過來一個奔馳跑車，一直就在按喇叭，我們上了車開走，那輛車還在後面跟着按喇叭。我就對司機說，不要回頭，不要惹他，這時候我就想起北京那起‘英菲尼迪車禍案’——北大、清華畢業的夫妻倆，和我們一樣是‘白領’，帶着一對雙胞胎女兒去看病，結果被後面的車給撞了。還想起最近看到的新聞，說有些‘少爺’，車裏都帶着槍。我不知道物質豐富後帶來的這種膨脹感會讓他們做出什麼樣的舉動，我害怕會碰上這樣的人，我害怕這樣的人，可在一個正常的地方，一個人沒必要害怕另一個人。”
傑西卡說她在美國工作那一年，成了一個基督教徒。她的婆婆80多歲，住在山東老家，一直是個教徒，可她自己從來沒想過成爲教徒，在美國那一年，一家三口每到週日就去教堂，如今，女兒會用耶穌的教誨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她們學校搞一個班會，本來我女兒和另外一個女生被確定爲班會主持人，可到班會召開前，我女兒的主持人資格被取消了，另外那個女孩子說我閨女長得難看，黑，不能當主持人。我女兒就打電話給我，問：‘媽媽，我長得難看嗎？’我只能說：‘閨女，你長得很美，每一個人都是美麗的，都是平等的。’我不知道怎麼寬慰她，她卻在電話裏說：‘沒事兒的，耶穌說過，要服務於別人，要做頭也要做尾。’她能這樣想，讓我覺得寬慰。我們的家庭教育，一直以來都是和社會、學校的教育在競爭。我們的孩子，如果家庭教育跟不上，終有一天會發現，我們的孩子變成了一個我們不認識的人，成爲一個我們不希望成爲的人。”
與傑西卡不同，陳先生的移民加拿大之夢還遙遙無期，他1997年在南京辦理第一次加拿大技術移民，1999年辦理第二次，2003年在西安開始第三次，如今在辦理第四次申請，他在電話裏承認：“這個夢想離我自己是越來越遠了。”他的移民之夢起源於1995年在烏克蘭的留學生涯，那個地方的壯美風光和淳樸民風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是什麼奢華的生活，就是完美的自然環境，大家買一毛錢的櫻桃吃，都會高興，在市場上買點兒東西，顧客都會輕聲細語地問，這個東西能便宜一點兒嗎？不會粗聲大氣的說話。我看過《瓦爾登湖》那本書，我的夢想就是能在那麼一個美麗的地方生活，如果我不能移民，那我過些年退休了就去新疆找這樣的地方。”陳先生服務於一家大型電器公司，在南京、西安、廣州、海南等地輾轉工作了10多年，電話中談起爲什麼想移民就激動起來：“不公平啊不公平，我辛辛苦苦打了10多年工，每年給企業創造4000萬元利潤，可工資一直那麼少，公平嗎？我在西安買了套房子，繁華地帶30多層高樓，到現在已經7年了還辦不下來產權證，誰能知道這樣的樓手續不全，我的投資得不到保障，這公平嗎？”在接到我的電話之前，陳先生剛在網絡上跟人吵完架，他說他希望某人能出任總理，因爲他意識到了貧富差距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問題。談起國家大事，陳先生憤怒了：“那麼多的孩子失學，可那麼多人開着奔馳、寶馬，這公平嗎？都說我們自己的紅旗轎車好，可那些當官的誰買紅旗轎車了？他們愛國嗎？一輛瑪莎拉蒂，多少人議論啊，這樣一輛車4000多萬元，能養活多少老百姓？這不還是發動機上弄個鐵蓋子，憑什麼賣那麼多錢？美國的次貸危機，他們享受好生活，浪費那麼多資源，要我們買他們的國債，用金融衍生品來坑蒙拐騙，這個世界蘊藏着更大的不公平。”陳先生越說越激動，但很快就自嘲起來，“我說這些話，都是憤青言論，和我的年紀不相符，我的這些想法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處，這是我的糾結所在，我希望能到瓦爾登湖那樣的地方，把這些混亂的念頭都拋開。”陳先生承認，技術移民逐漸縮緊，投資移民需要的錢他承擔不起，第四次申請的結果可能還是失敗。
對於西寧的小向而言，錢從來不是問題。他出生於1982年，父母做生意，他在成都上大學，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看見那些家在外地的同事，爲了攢錢買房子累到吐血，於是辭職，回到西寧接手家裏的生意，感嘆西寧的閉塞，辦完了新西蘭的創業移民，打算把生意做到新西蘭去。“上大學時我還是一個愛國青年，整天討論光復臺灣；可另一方面，爲了加入學生會，又沒臉沒皮，請老師吃飯，請高年級同學吃飯，我猛然發現，我們對權力、對官職的崇拜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很多同學都會說，我既然改變不了現狀，我就要加入其中。這時候我纔開始自我教育，要把我以前學到的那些假的東西一行行刪除，然後重新學習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比如國家究竟是怎樣定義的，中國人這三個字的重點到底是中國還是人。我的一位朋友，孩子要上幼兒園了，入托前，父母對他的教育是，要學會打架和罵人，這樣纔不會吃虧。我可不願意將來我的孩子重複一遍這樣的生活，他們把孩子教育成一個壞人，見死不救，只知道吃喝拉撒。我還年輕，我只想過心地乾淨、有朝氣的生活。”小向說，在新西蘭工作一年之後就能獲得綠卡，然後再考慮換國籍。
杭州的老王，已經在去年10月踏上了澳大利亞的土地，他選擇了墨爾本，墨爾本剛被評爲全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老王給這座城市打了99分。“空氣、環境、政府服務，這些都無可挑剔，扣掉的一分，是這個城市略顯陳舊，土了一點兒。不過，這裏的確適合人居住。我從1994年開始做外貿生意，曾在莫斯科、約翰內斯堡長駐，以我的經驗，外國人在異地總有一些緊張感，很難交到朋友，可我在墨爾本待了不到半年，手機裏就多了40多個人的電話，都是我新結識的朋友，有黑人，有白人，有越南人，那裏很容易交到朋友，每個人都與人爲善。孩子在那邊也很幸福，下午3點放學就去公園玩，在國內，他每天晚上寫作業寫到八九點是很正常的現象。我現在料理自己的生意，一半時間在國內，一半時間在澳大利亞，可我的孩子已經不願意回來了，他習慣了那邊的生活。”老王談話極爲從容，“我在國內生活也非常好，不會爲錢發愁，可我們也有不安定的感覺，像我這樣收入的人，買一套房子都非常困難，我真不知道以後人們怎麼生存，現在我逐漸把財產轉移到澳大利亞，就是爲了安定。但我對國家不會有任何激憤的批評，畢竟我得到了利益，沒有受到過任何迫害，我只是想能生活得更好、更放鬆。”
“我就是希望他能回到我小時候那樣子——上下學自己去，走幾條馬路就到學校，遇見陌生人也不害怕，不用家長去接，路上沒那麼多汽車，汽車知道避讓行人，不用給老師送禮拍馬屁，就這麼簡單。”
“我不知道物質豐富後帶來的這種膨脹感會讓他們做出什麼樣的舉動，我害怕會碰上這樣的人，我害怕這樣的人，可在一個正常的地方，一個人沒必要害怕另一個人。”
(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