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大時代，香港是否能夠重啓？
策劃&撰寫：申晨
香港的中環，離太平山頂不遠的士丹利街有間著名的陸羽茶室，過去金庸蔡瀾都是它的常客，附近的蛇王芬、鏞記，也是本地老饕的心頭好。茶室一開80多年，蛇王芬甚至傳到了第四代，足足120多年，而這樣的老字號餐廳在香港隨處可見，可見港人對“食”的執着。
90年代港劇《大時代》中誕生的“丁蟹效應”，後來被坊間認爲是恆指浮動的重要標誌，著名投行里昂證券甚至還專門發佈了一篇報告，煞有介事地裏外分析了個遍。20多年過去了，恆指一下跌，丁蟹就現身，香港人對此樂此不疲。
除了得閒飲茶、買賣股票，生活在全球知名的快節奏金融都市，無論是吃鮑魚的淺水灣還是食白粥的深水埗，香港人常年熱衷的還有炒樓、跑馬、看蘋果日報。
唯獨談科技，通常三分鐘熱度。
一、 文化沙漠，搵錢事大
30、40年代的香港，大量外省人涌入，憑着開食館、武館來維持生計，像是一代宗師葉問，還有隨家人遷入的“四大才子”之黃霑、倪匡、蔡瀾，新居民的加入形成了香港早期經濟雛形。這其中又以蘇、杭、滬人居多，香港政商名人錄上，範徐麗泰、陳方安生、董建華、唐英年、邵逸夫、龔如心、金庸等人，都是遷入者的代表。
根據相關記載，在1946年到1950年期間，上海流入香港的資金，包括商品、證券、黃金、外幣等，估價不少於5億美元。有專業人才，有足夠的資金，這劑強心針推了戰後的香港經濟一大步，1947年時香港的進出口貿易總值是27.7億港元，到了1949年，突破了50億港元，製造業在出口總值中佔了7成，香港開始轉型爲工業化城市。首富李嘉誠也是在那個時候靠着賣塑膠花，攢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50年代，香港迎來了重要的“嬰兒潮”。人多了，要吃飯、要住，這是香港原住民和新移民都迫在眉睫的問題。香港地方小，人口密度卻排在世界前列，人均居住空間可見而知。嬰兒潮的出現對香港樓市後來幾十年的發展可謂居功至偉，直接促使香港開啓了長達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黃金期。李嘉誠、李兆基、鄭裕彤、郭得勝四大家族，就是在50年代末靠着地產起家的，這也致使香港的頂級富豪們和背後的資本在日後只“認樓”。
整個80、90年代，香港經濟發展迅猛，娛樂產業傲視亞洲。韓國高收視劇《請回答1988》中，80年代韓國年輕人看的是《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喜歡的明星是成龍、周潤發、張國榮、王祖賢，香港出產的電影賣到外埠統統賺錢，明星登臺一票難求，不但傲視亞洲，還輸出了李小龍這樣揚名國際的巨星。93年湯臣出品的《霸王別姬》拿下了中國首個金棕櫚大獎，包括王家衛、杜琪峯、許鞍華在內的本土導演成爲了日後香港電影的中流砥柱。
黃金年代的香港曾被外界貼上“文化沙漠”的標籤，這其實是一種誤讀，後來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中也爲香港做過辯解。且不談著名的四大才子，劉以鬯、李碧華、古龍、也斯等等也都是香港輸出的華語文壇極有影響力的作者。
這個被誤讀的“文化沙漠”標籤，對香港的大學也不公平。1911年創立的香港大學、1963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1991年創立的香港科技大學以及其他更多大學，都是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常客。 2018QS世界大學排名TO100中，香港有五所大學入選，包括位列26的香港大學、30位的香港科技大學、46位的香港中文大學、49位的香港城市大學以及95位的香港理工大學，沒有入榜的浸會大學、嶺南大學等也是亞洲知名的高校。
事實上，有錢、也有人的香港，做到了經濟、娛樂雙輻射的香港，“沙漠”不在文化，而在科技。
二、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香港不是沒有過機會。
李嘉誠最喜歡的兒子李澤楷，當年在斯坦福讀書時對硅谷“科技+地產”的商業模式非常認可，這也啓發了他要建“數碼港”的想法。爲此小超人從1998年開始一直遊說香港政府，強調科技發展才能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爲此李澤楷親自出馬，選中了薄扶林碧遙灣，效仿緊挨斯坦福獲取人才通道的硅谷，試圖讓他規劃中的數碼港既靠着港大又毗鄰中環。
這個規劃需要130億港元來支持，其中60億是香港政府出地的費用，而剩下的70億由李澤楷旗下的電訊盈科來承擔。不巧的是，1998年香港遭遇了金融風暴，“數碼港”一度被政府擱置，直到1999年初政府也意識到要“科技救港”，這個項目才最終落定。
在數碼港項目剛剛提出時，憑藉這個“香港硅谷”的概念和李澤楷本人的號召力，一大批在港的科技公司都表示計劃入駐，這其中包括了摩托羅拉、蘋果、甲骨文、惠普、IBM、雅虎、微軟等。在金融市場剛剛受創的香港，急需這樣創新的經濟形式來回血。
然而李澤楷自己都沒想到，數碼港這個項目在日後成了香港科技發展的分水嶺。
數碼港項目提出的1998年，騰訊、新浪剛剛在深圳成立，美國也沒有Facebook和Twitter，雅虎還是帶頭大哥，喬布斯靠iMac挽救了蘋果的財務危機。數碼港實施的1999年，阿里巴巴、百度相繼成立，中國的互聯網局面剛剛打開。騰訊成立不久後，也是數碼港還在興頭上的時候，李澤楷拿出了550萬美金，收購了騰訊20%的股權。但是很快碰到了互聯網泡沫，小超人又爲了拿下香港電訊，轉手就把騰訊的股份以4000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而數碼港這個立志要“科技救港”的項目掙扎了幾年，最終成爲了地產項目，和科技毫無瓜葛。
問題出在哪裏？
擁有世界一流人才、完備資金渠道、成熟投資經驗和過硬技術基礎的香港，理論上應該是中國互聯網大潮的領頭者，然而最後卻成了科技浪潮中的掉隊者。
· 投資者們的迴避
近十年福布斯公佈的香港富豪榜，幾乎6、7成都是地產大亨。雖然這二十年香港一直在力圖拓寬經濟結構，但是過分依賴房地產、自由港貿易增速放緩、多元經濟型態不明顯是它難以迴避的問題。香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人口超過七百萬，“住”是它頭上的一把劍。以九龍城寨爲例，既是歷史遺留的存在，也是香港社會的縮影，多年前張之亮那部《籠民》就曾經揭示過香港居住的艱辛，如今在彌敦道入住一間普通的三星酒店，不足十平方的房間內兩張火車臥鋪寬度的牀緊挨着，一天的房費近人民幣800元，寸金寸土絕非虛言。
房產是香港頂級富豪們發家的基礎，也是持續收益的戰場，包括李嘉誠在內的投資者對房產的敏銳度是超前的，但不得不說，他們對科技缺乏前瞻判斷。98年金融危機時，現在能上福布斯榜的富豪都扛住了地產泡沫，但是互聯網泡沫出現時，也就是小超人拋售騰訊股票的那一年，是不帶一絲猶豫、不帶任何信心地就放棄了。哪怕到了2017年，李嘉誠拋掉大部分香港的房產，轉投的懷抱卻是英國基礎建設的天然氣、水電等，而不是勢如破竹的中國科技產業。
就像數碼港建立的目的並非純粹地發展科技，而是意指地產，哪怕如李嘉誠家族這樣已經最大程度接近科技的香港頂級投資者，他們始終沒有意識到，科技纔是這二十年來香港最應該把握的商機。
· 新力量們的掙扎
香港的GDP始終在增長。2017年爲2.3萬億元，深圳則是2.24萬億元，雖然增速超過香港，在2018年全面超越是肯定的，但是香港人均GDP從1997年迴歸時的2.7萬美元一路漲到2017年的4.6萬美元，這也是內地城市短時間內很難趕超的。
歌舞昇平之下，在港的年輕人還是買不起房，對他們來說，活下去比有夢想更重要。所以，和內地計算機、生物、醫藥等所有涉及科技相關的專業大受歡迎不同的是，在香港幾十年如一日是法律、金融、會計等這些專業，成爲了年輕人的主流選擇。
對香港年輕人而言，根據香港政府統計的數據顯示，去年香港家庭月均收入爲2.5萬港元。以香港一般的“平價新盤”每平方米23-28萬港元來計算，完全不花銷也只夠買約0.1平方米，如果想購買50平方米需要不吃不喝42年。
生活壓力是一部分，固有思維造成的對傳統經濟的依賴，對創新產業顯示出得極低感知力也是香港難以突破的原因。只要船照開、樓照建、馬照跑、遊客一批批來，支柱產業還讓人“有飯吃、有工開”，大部分香港人都無法離開已有的安全區。加上市場小、創業成本高等因素，硅谷、內地關注的機器人、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前沿科技產業對於香港新一代的創業者，是深水區，不敢冒然前進。
其實1998年數碼港項目籌備的同年，香港就成立了創新科技委員會，邀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前校長、著名科學家田長霖擔任主席，統籌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到了2002年做了一些調整，將與科技相關的部門集中到了工商及科技局下，這在某種程度上令科技的發展受到了金融業很大程度的制約。
再之後，內地的移動互聯網興起，人工智能成爲新浪潮，而香港似乎一直在原地踏步。樓市、旅遊業之外的香港，需要科技成爲城市轉型的新增長點。
三、馬力大開，八面來風
港人很喜歡說 “High Tech揩嘢，Low Tech撈嘢”（意思就是搞高科技不賺錢），似乎讓這座城市對科技發展有着先天的輕視，殊不知也因此浪費了另一個天然的優勢，那就是科研人才的優良因子。
香港的大學一直是全球高校排行榜上的常客。除了QS之外，THE（THE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中，港大、港科大和港中大一直都位居全球前列，科技領域的人才尤其突出。高錕、楊振寧、姚期智都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丘成桐更是中文大學畢業的；而香港科技大學方面，則有建立了商湯的湯曉鷗以及大疆的創始人汪滔。
香港從來不缺科技人才，缺的是科技土壤。錯失了黃金期的香港，在眼見隔壁深圳的騰訊、大疆、華爲風生水起，知道自己再也等不了了。
香港的決心是從2018年開始的。
年初特區財政司提出在去年財政預算預留100億港元的基礎上，再額外預留500億港元，支持本地創科發展。其中200億元用於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的建設，還要預留100億港元支持建設醫療科技創新平臺和人工智能，以及機械人科技創新平臺，此外向數碼港撥款2億港元，加強支持初創企業及促進數碼科技生態的發展。
4月，這場全港科技大動員迎來了第一波高點。“同股不同權”IPO新政策一出臺，就吸引了小米、美團、同程藝龍等多家企業紛紛赴港上市，加上降低生物科技類公司IPO門檻等舉措，讓這股風暴瞬間抓住了市場的眼球。幾年前由於滿足不了香港《上市規則》中的條件，阿里巴巴被迫放棄香港，改去美國IPO，而“同股不同權”實施後，港交所總裁李小加也順勢喊話阿里，希望它們能在2019年回到香港。
緊接着5月香港又推出“科技人才入境計劃”，要在3年內引入1000名生物科技、網絡安全、人工智能、機械人技術、數據分析、金融科技等專業人才。8月更是聯合港科大成立了香港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學會，立志讓香港成爲國際級科創中心。
科技救港，如飢似渴，前景卻不容一派樂觀。
港股IPO新政雖然吸引人，但根據Wind數據顯示，截至11月14日，恆生指數今年以來下跌14.25%。2319只港股中，今年以來僅有501只個股上漲，佔比21.60%，港股在今年的表現並不亮眼，加上科創板的推出，勢必會在短期內影響投資港股的資金減少。同時，如果科技公司僅將港股作爲上市通道，對香港的科技振興價值並不大。
另一個不容樂觀的原因來自“成也房子，敗也房子”。香港經濟發展重要基石之一就是房地產，然而高房價、高消費、高人工讓很多企業都卻步了。雖然政府有相應政策支持，但對於科創企業而言，在港建基地，資金壓力還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雖然有粵港澳大灣區絕佳的資源支持，但是內地的科創環境同樣吸引着香港的創業者，吸納人才的同時，留住既有的人才和企業也是香港面臨的壓力。
儘管如此，香港還是有它的優勢。它依然是亞洲重要的金融中心，亦是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是大科技公司佈局國際市場的首選城市。
而大灣區讓香港進入了全新的產業鏈，與深圳形成互動而非競爭關係，從資金到人才乃至商業落地都爲香港打開了新的局面，包括大疆、優必選、雲從、寒武紀、商湯在內的多家公司，都是香港可以借力的科技力量。
此外那些香港的大學培育出的高科技人才也在爲它助力，阿里巴巴、商湯聯合香港科技園成立的“香港人工智能實驗室”在今年10月正式運營，“初創公司加速器計劃”也同步啓動。
錯過了互聯網的上半場，科技將是下半場香港最重要的那盞燈。
期待福布斯香港榜單日新月異，香港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