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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
龍應臺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着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麼吃飯？”
我覺得噁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臺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瞭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臺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隨地可見的生活常態。在臺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螂，而是“壞人”，因爲中國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殺到他牀上去，他寧可閉着眼假寐。
我看見攤販佔據着你家的騎樓，在那兒燒火洗鍋，使走廊垢上一層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葉塞在牆角。半夜裏，吃客喝酒猜拳作樂，吵得雞犬不寧。
你爲什麼不生氣？你爲什麼不跟他說“滾蛋”？
哎呀！不敢呀！這些攤販都是流氓，會動刀子的。
那麼爲什麼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攤販相熟，報了也沒有用；到時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禍上門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國人講忍耐！你聳聳肩、搖搖頭！
在一個法治上軌道的社會裏，人是有權利生氣的。受折磨的你首先應該雙手叉腰，很憤怒地對攤販說：“請你滾蛋！”他們不走，就請警察來。若發覺警察與小販有勾結——那更嚴重。這一團怒火應該往上燒，燒到警察肅清紀律爲止，燒到攤販離開你家爲止。可是你什麼都不做；畏縮地把門窗關上，聳聳肩、搖搖頭！
我看見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賞落日、去釣魚。我也看見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籠整籠地把惡臭的垃圾往河裏倒；廁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漲，污穢氣直逼到呼吸裏來。
愛河的人，你又爲什麼不生氣？
你爲什麼沒有勇氣對那個丟汽水瓶的少年郎大聲說：“你敢丟我就把你也丟進去？”你靜靜坐在那兒釣魚（那已經佈滿癌細胞的魚），想着今晚的魚場，假裝沒看見那個幾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爲什麼不丟掉魚竿，站起來，告訴他你很生氣？
我看見計程車穿來插去，最後停在右轉線上，卻沒有右轉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轉的車子就停滯下來，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盤前，嘆口氣，覺得無奈。
你爲什麼不生氣？
哦！跟計程車可理論不得！報上說，司機都帶着扁鑽的。
問題不在於他帶不帶扁鑽。問題在於你們這廿個受他阻礙的人沒有種推開車門，很果斷地讓他知道你們不齒他的行爲，你們很憤怒！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我們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臉頰透紅的下一代，將在化學廢料中學游泳，他們的血管裏將流着我們連名字都說不出來的毒素——
你又爲什麼不生氣呢？難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溫柔地捧着一個無腦嬰兒，你再無言地對天哭泣？
西方人來臺灣觀光，他們的旅行社頻頻叮嚀：絕對不能吃攤子上的東西，最好也少上餐廳；飲料最好喝瓶裝的，但臺灣本地出產的也別喝，他們的飲料不保險……
這是美麗寶島的名譽；但是名譽還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學生食物中毒——這真的只是一場笑話嗎？中國人的命這麼不值錢嗎？好不容易總算有幾個人生起氣來，組織了一個消費者團體。現在卻又有“佔着茅坑不拉屎”的衛生署、爲不知道什麼人做說客的立法委員要扼殺這個還沒做幾樁事的組織。
你怎麼能夠不生氣呢？你怎麼還有良心躲在角落裏做“沉默的大多數”？你以爲你是好人，但是就因爲你不生氣、你忍耐、你退讓，所以攤販把你的家搞得像個破落大雜院，所以臺北的交通一切烏煙瘴氣，所以淡水河是條爛腸子；就是因爲你不講話、不罵人、不表示意見，所以你疼愛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學毒素，你還在夢想他大學畢業的那一天：你忘了，幾年前在南部有許多孕婦，懷胎九月中，她們也閉着眼夢想孩子長大的那一天。卻沒想到吃了滴滴純淨的沙拉油，孩子生下來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爲你是大學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爲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爲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爲沉默的犧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種、有良心，你現在就去告訴你的公—僕立法委員、告訴衛生署、告訴環保局：你受夠了，你很生氣！
你一定要很大聲地說。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迴應與挑戰——中國人當然不生氣
羅肇錦
一個人的人格成長，受家庭影響最大，而家庭的觀念又被社會上的風習和制度所支配。這裏僅從家庭與個人這個關係面來看中國人爲什麼“不生氣”。
中國人常說“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國社會的學者也認爲中國是一個以“家”爲中心的家族社會，所以家族的觀念左右着個人的行爲，家族長輩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個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標。如此一代傳一代。反覆實施，才造就今天這種“不會生氣”的性格。這種性格相襲傳衍太久遠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無自覺，只知接受而沒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卻說不出“爲何做”的道理。當然對他所做所爲更無所謂生氣或不生氣了。所以中國人是“不會生氣”的民族。譬如：
家裏希望我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光耀門楣，是爲我好，我爲什麼要生氣？
家裏告訴我出外壞人多，不可輕易相信別人的話，是擔心我上當；我爲什麼要生氣！
家裏叮吟我不可隨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禍上身，是怕我吃虧，我爲什麼要生氣？
家裏教導我不可亂說話，“小孩子有耳無嘴”纔不會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設想，我更不會因此生氣。
於是，我現在努力讀書，將來努力賺錢，大家都會說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歡打抱不平，整天社會國家的人，雖然急公好義，到頭來不是被排擠就是被看成異端，不得善終。日常生活裏，每一個聰明人都是快快樂樂出門，不亂聽言論，不亂說意見，不亂幫助陌生人，然後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鳥纔會去救人之難，去談論批評，去惹是非，招來不必要的麻煩。
大家如此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記得幼年時上街，許多長輩們鼓勵孩子插隊買票，上車搶座位（有人說這是逃難心理），結果孩子身手矯捷不落人後，贏來不少讚賞，儼然自己就是國家未來主人翁一般。這種可以驕其父母的行爲，身爲一箇中國人看來怎麼會生氣呢？
長大後佔人便宜說是爲了家計，插隊上車是爲了早點趕回家照顧子女，虧空公款是爲了彌補家庭拮据，遇到困難，找有力人士關說，也是爲了這個家。這個想法早年管仲對鮑叔就曾說過，我只能借大家常掛在口頭的一句話：“我努力打拼賺錢，勞累委屈，爲的還不是這個家。”聽來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絃，誰曰不宜，誰會生氣。
“爲了家”是個很管用的口實、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會令人生氣，因爲顧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見死不救，如何爲了賺錢而貪贓枉法，瞞上欺下。而顧家的媽媽必定是好媽媽，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歡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濟私、挑撥離間，只要她的行爲是以“爲了家”做出發，那麼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諒了。
研究中國人性格的社會學者，大都認爲人口過剩，災害頻仍及社會貧窮是養成中國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臺灣老一輩人的生活背景來看，這種說法的確有其道理。大陸來臺的長輩，在幼青年時大多在戰亂、飢餓、流離、逃難中長大，在臺的老一輩也是戰亂、飢餓中掙扎出來的，所以他們常以自己的經驗向子女諄諄告誡，希望子女努力讀書，將來賺錢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讀書賺錢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個人都不知不覺地只緊握那一份自己謀生的資源，死也不肯放鬆。
他們從戰亂饑荒中取得的經驗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越大。”因爲在戰亂或荒年裏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去幫助別一家，這慷慨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價會，要是太慷慨，生存機會便相對減少，甚而不免餓死。所謂物競天擇，在戰亂荒年裏，有慷慨性格肯於幫助別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專爲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選擇，這種畸形的自我選擇與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義特別發達。
經過割據、抗日等飢餓災荒而死裏逃生的人。對生命當然特別的珍惜、所以他們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資源——知識和錢財（他們認爲知識可以取得高社會地位，代表一份優異的生存機會；錢財可以買通一切急難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爲這個生存資源鑽營不休，至於社會的公義，人羣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對待它。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衆，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爲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徵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倒是要他們拋棄狹隘的、自利的、“爲了家”的自私心態去過合理的現代社會生活，他們會很生氣。或者要他們改正以前那種逃難的、饑荒的、自顧不暇的窮人自私心態去過現代生活，他們會很生氣。
中國人，已經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經地義，那麼見到別人自私自利，怎麼還會生氣；身爲中國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麼還會生氣。
這下你應當知道，中國人，爲什麼不生氣了吧？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時報·人間》
生氣，沒有用嗎？
龍應臺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着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
如果你住在臺灣，如果你還沒有移民美國或巴拉圭，如果你覺得你的父母將埋葬於此，你的子女將生長於此，那麼，這是我給你的一封信。
寫過《中國人，你爲什麼不生氣》之後；有些人帶着憐憫的眼光，搖着頭對我說：生氣，沒有用的！算了吧！
他們或許是對的。去國十年，在回到臺灣這一年當中，我有過太多“生氣”失敗的經驗。有些是每天發生的小小的挫敗：
在郵局窗口，我說：“請你排隊好吧？”這個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擠進窗裏。
經過養狗的人家，看見一隻巨大的聖伯納狗塞在一個小籠子裏；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鐵欄，動彈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聲下氣地說：“這太可憐了吧！”他別過臉去，不說話。狗在一旁嗚嗚叫着。
有人把空罐頭丟在大屯山裏，我伸出頭大叫：“這麼美的景色，別丟垃圾！”沒有迴音，我只好走過去，自己撿起來，放回我的車上。
南部的商人屠殺老虎，我問環保局：“沒有法令保護這些稀有動物嗎？”回答是：“沒有。”
有些是比較嚴重、比較激烈的失敗：
回臺灣第二天，計程車經過路口時，猛然發覺有個人躺在馬路中間，黑衫黑褲，戴着斗笠，像是鄉下來的老農夫，姿態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車馬小心而技巧地繞過他，沒有人停下來。我急忙大叫：“趕快停車，我去給警察打電話！”
司機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檳榔，回頭對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電話有什麼落用！”油門一踩，飛馳而去。
《英文郵報》登了一則消息：發現“烏賊”者，抄下車牌號碼，請打這兩個環保局的電話。幾個星期之後，我撥了其中一個號碼，正要把“烏賊”報出，那邊打斷我的話：
“有這樣的事嗎？哪家報紙登的？”
“《英文郵報》。”我說，於是重新解釋一遍。對方顯然不知所措，於是要我拔另一個號碼——另一個電話也不知道怎麼辦。最後，接第四通電話的人猶疑地說：
“那你把號碼給我好了，我們看着處理。”
我並沒有把“烏賊”號碼給他；我把電話摔了。
有一段時候我們住在臨着大街的十樓上。搬進去之後，發覺對街的夜攤每至午夜，鼓樂喧天，大放流行歌曲。於是我夜夜打電話到警察局去；電話那頭總是說：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陽臺上觀望，我知道，沒有人去。
失眠一個月以後，我直接打電話給分局長，請他對我這個小市民解釋爲什麼他不執法。這位先生很不耐煩地說：“咱們臺灣實情如此，取締是辦不到的。”
過了不久，我打開門，發現上個滿臉長橫肉的人站在門口，兇狠地說：“哇宰樣你報警察。給你講，哇是會宰人的，哇不驚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輛計程車掃着我的手臂飛過，馬上又被紅燈擋住。我生氣地走過去，要他搖下窗戶，說：“你這樣開車太不尊重行人；我們的社會不要你這樣沒有水準的國民……”
很可笑的，知識分子的調調，我知道。燈綠了，這個司機把車停到街口，推開車門走了出來，手裏守着一根兩尺長的鐵棍，向我走來……
分析一下這些經驗。造成我“生氣”失敗的原因大致有三個：第一，這個社會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當司機拿着鐵棒向我走來的時候，我只能默默地走開。第二，我們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沒有立法來保護，跟唯利是圖的人談人道與生態毫無意義。第三，執法的人姑息。明令攤販不準隨地設攤、污染環境，但是當執法人本身都觀念不清的時候，你怎麼辦？
這些都造成我的失敗，可是，你知道嗎？這些，還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氣”的人太少。
如果打電話到環保局去的不只我一個，而是一天有兩百通電話、三百封信，你說環保局還能支吾其事嗎？如果對分局長抗議的不只我一個，而是每一個不甘心受氣的市民；——他還能執迷不悟地說“中國臺灣實情如此”嗎？如果那個養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對他說：“換個籠子吧！”他還能視若無睹嗎？如果叫阿旺的這個人一插隊，就受人指責，一丟垃圾，就遭人抗議，阿旺一天能出幾次醜呢？
想一想，在一個只能裝十隻雞的籠子裏塞進一百隻雞，會是什麼光景？臺灣，就是這樣一個籠子；你與我就是這籠子裏掐着脖子、透不過氣來的雞；我們既不能換一個較大的籠子，又不能殺掉—半的雞（不過，我們混亂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爲我們淘汰人口）。在這種情況之下，如果要維持一點基本的人的尊嚴，我們就不得不仰靠一個合理的社會秩序。這個社會秩序不僅只要求我們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還要求我們制止別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惡事才只盡了一半的責任；另一半的責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別人來破壞這個社會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開學術會議的歐洲學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來臺灣考察或開會一次。臺灣的繁榮蒸蒸日上，他說，可是臺北，一年比一年難看。我微笑——你要我說什麼？我住過美國的紐約、西德的幕尼黑，到過歐洲的羅馬、雅典、歐亞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薩布蘭卡、埃及的開羅、日本的東京；我知道：臺北是我所見最缺乏氣質、最醜陋、最雜亂的都市。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見紅燈未滅就在烏煙瘴氣中衝過街去的一張張殺氣騰騰的臉，我覺得驚駭：是什麼，使這個城市充滿着暴戾與怨氣？
但是我愛臺灣，無可救藥地愛着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爲我生在這裏，因爲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學校裏每天爲我倒杯熱茶的工友、市場里老是塞給我兩把青蔥的女人———他們，還有他們一代一代的子女，都還要在這個受盡破壞的小島上生長、生活。可是，我是一個渴望尊嚴的“人”；我拒絕忍氣吞聲地活在機車、工廠的廢氣裏，攤販、市場的污穢中，我拒絕活在一個警察不執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蠻的社會裏。
我可以從皮夾裏拿出護照來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臺灣實情”就是污穢混亂，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變環境。
我並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見那人拿着鐵棒來了，夾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來順受”；臺灣的環境再這樣敗壞下去，這個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謙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點“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機的肩膀。請他別鑽前堵後，打個電話到環保局去，告訴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樹造墓，寫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來取締你家樓下莫名其妙冒出來的地下工廠，撿一片紅磚道上的垃圾，扶一個瞎子過街，請鄰座不要吸菸，叫阿旺排隊買票……
我只想做一個文明人，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罷了。你說，我的要求過分嗎？
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國時報·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