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徐州有一處新的景點，叫潘安湖。
這是我非常不喜歡的一個景點。
潘安湖原是徐礦集團權臺礦和旗山礦的採煤塌陷區。後來對塌陷區實施改造，建成了一個溼地公園。取個名字叫潘安湖。
這是當今僞文化盛行的一個產物。
不知道當時從哪裏請來的一個很土的策劃團隊，給它起名叫潘安湖。然後，還在景區中設立了宣傳潘安文化的諸多景觀，說潘安來這裏遊歷過。其實，它跟西晉的那個名人潘安沒有任何關係。因爲，當地有一個村子叫潘家庵，也有一個煤礦叫潘家庵煤礦。那個策劃團隊估計聽到了潘家庵這個名字，精神一振，潘安庵——潘安，好！貌若潘安嘛！就叫潘安湖！
潘安湖，這名字，其實跟古代給僕人起名叫旺財和來福一樣，看似吉利，實則輕賤。因爲僕人是無足輕重的，不需要知道他們原來姓什麼，叫什麼，只需要按照主人的喜好，起一個討口彩的名字就行了。
潘安湖就是一個旺財和來福式的名字。不需要關注這個湖的歷史，它的來龍去脈，隨便就可以給它起一個熱鬧光鮮的名字。
更可怕的是，這個名字聯繫着僞文化。
僞疫苗、僞藥品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們的僞，會起全民的憤怒。其實僞文化的危害也是一樣的大，只不過它的危害更加隱祕，更加要很長久能顯現出來，而危害的方式更加是潤物細無聲的。它造成了我們整個民族對文化的不尊重，對文化的淺嘗輒止，漫不經心，只關注表層的熱鬧和膚淺的歡樂，變得人心浮躁。會讓我們變成一個習慣僞文化，對僞麻木的民族。
我們曾經是一個非常精緻的民族，有着非常精緻的感覺的民族。精緻到是“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都要反覆琢磨；精緻到是春風又“到”江南岸，還是春風又“綠”江南岸，都要反覆體味；精緻到每一處景觀的題署，對聯，詩詞文章甚至書法都要非常的精當。人文景觀從來都是與自然景觀，相互交融，互相增色，刻入人心。“文”，曾經是認認真真的加於“質”的。
我認爲，中醫在之所以能夠產生於中國，就是和我們這個民族的感覺是非常精緻的有關，就像把脈一樣，小小的寸關尺，就可以體會出28種基本脈象來，而很多脈象又是相互間夾，更加複雜。望聞問切，都與精緻的感覺密切相關。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裏有一則：“《詩·蒹葭》一篇，最得風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層樓，望盡天涯路’意頗近之，但一灑落，一悲壯爾。”這是文學。
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寫道：“木通、豬苓，淡泄之物，去溼熱無形之邪；葵子、榆皮，甘滑之類，去溼熱有形之邪。故彼曰‘滯’，此曰‘着’也。”這是醫學。
一個是詩人，一個是醫學家，一個區分着“灑落”與“悲壯”的微妙不同，一個體會着“滯”與“着”細微差異，他們都需要精緻的心靈。我們這個民族因爲感覺的精緻而獲得了燦爛的文化。
什麼時候我們的文化變得粗鄙化了？什麼時候我們失去了仰觀天地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能力和意願？失去了思接千古，念天地之悠悠的深度？變得對着一片堆砌生造出來粗糙景觀傻樂呵？
孫思邈說：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粗至淺之思，豈不殆哉！他說的是醫學，而現在，我們現在整個的文化建設都是在用至粗至淺之思去進行，豈不殆哉！
每次回家，親人們經常會建議去潘安湖玩，告訴我那裏又建了什麼新景觀，又有什麼樣的演出等等。但我一直以各種理由推脫不去。親人們都以爲我沒有去過潘安湖，其實我很早就去過，在它剛剛開始建的時候，還蘆葦叢叢，塵土飛揚的時候就去過，建好了之後我也去給潘安湖管委會的朋友“義診”過。但我一直儘量躲着這個地方，因爲我還想保持一點對僞文化和文化的粗鄙化的抗體，我怕我去多了，會染上“獲得性中國式和稀泥思維”——來都來了，叫都叫了。
潘安是一個與很多美好的事蹟相聯繫的西晉時代的歷史名人，他當然值得紀念，但是絕不是用這種僞文化的方式。
幾年前，宿遷市的駱馬湖，請來一個策劃團隊進行策劃，要把它改名爲馬上湖，因爲“駱馬”和“落馬”諧音，對很多人來講，受不了這種刺激。於是這個策劃團隊想到了一個對打麻將很吉利的名字——馬上湖。一時間，景區的宣傳牌，還有公交站的站名，都大張旗鼓的寫上了馬上湖。但宿遷人民不幹了，經過宿遷人民的強烈反對，駱馬湖終於沒有改名字。這一點爲宿遷人民點贊。但是問題是，駱馬湖他本來有名字的，而潘湖本來是沒有名字的，它無法獲得駱馬湖那樣的幸運。
其實，對於這些新景點的名字應該廣泛徵集，認真斟酌纔對。而不是請一些頂多策劃個農家樂的策劃團隊來胡搞。
徐州成爲了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後，發展非常快。但是經濟的發展，並不代表着文化的發展，我想徐州文化繁榮的一個標誌就是，它自身的文脈和歷史底蘊得到尊重和宏揚，他的文化越來越至精至微，而不是越來越僞，越來越粗鄙化。
但願不會再有潘安湖這樣的名字出現。
也但願，總有一天，它會改掉這個名字，驅除所有的僞文化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