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峯迴憶中的斯托曼博士中國行

1999年10月，吳教授受香港大學的邀請去講學，需要將護照和入港通行證讓我從北京捎回武漢。

在此之前，我組織人力和物力翻譯了奧萊理出版的《開源軟件文集》一書，正如書名中提到的，它收錄了許多軟件領域的精英的文章，在當年國際 IT 界造成了很大影響，在此之前我發行 Slackware 和 SuSE 時，我早就聽說過其中的作者之一 —— 理查德·斯托曼博士（RMS）和他開發的自由軟件，以及自由軟件基金會（FSF）。碰巧當時南京的一次國際性學術會議邀請他到南京做演講，因爲我翻譯過他的文章，因此我想先去南京會他，然後從南京回武漢。

從那篇翻譯的文章中我得知，斯托曼博士早年也有辭職下海的經歷，也有過艱難痛苦人生抉擇的遭遇，他的經歷極具傳奇色彩，從他的那篇文章裏可見一斑。那篇文章寫得非常好，不過其深刻思想遠遠非一般的人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儘管我和另外一位朋友的翻譯時非常賣力，譯稿數次修改，後來在出版之前還交他指定的五位海外華人審讀並通過，但是坦白地講，我也還有一些問題不清楚，想當面請教他。

自由軟件的特點在於它提供了軟件的所有源代碼，而且允許用戶自由地拷貝、複製發行和修改。在這一遊戲規則下，爭論最爲激烈的一點就是，軟件公司如何靠自由軟件生存？這也是我最想問他的一個問題。

爲了見到 RMS， 頭天我就到了南京等他，住進了他將下榻的同一賓館。晚上他很晚才從上海飛到南京，我在電話裏首次聽到了他的聲音，典型的紐約口音，聲音非常宏亮清晰。電話中他約我第二天上午先去聽另一位會議主講人的演講，然後會他回房間談話。

1999年10月30日上午9:30點左右，我進入了會議的大堂，當時正好是中科院的鐘錫昌院士在講解他的 HOPEN 操作系統。 RMS 就坐在觀衆席的第一排，他一頭長髮，身着藍黃黑條紋相間的 T-恤衫。我一進去就發現了他。幾乎是在同時，他也回過頭來，注意到了我，在鍾院士的報告過程中他不時回頭看我，似乎是暗示我，他已經注意到我了。在鍾院士報告中間暫停時，RMS 快步地朝我走過來，一手拉着我就走。

進入他的房間後，我剛坐下來，想跟他寒喧幾句，不料他卻將一條板凳挪動到房間的空調下，光着腳上去想調節溫度，這時我纔看到他一直沒有穿鞋。他示意讓我過去幫助他，那家賓館是一箇中日合資企業修建的，空調是進口的，但是我們費了很長時間，就是無法將室內溫度調整到他希望的溫度。 我想找賓館的服務員來調節，RMS 卻拒絕了。 最後我們放棄了努力。

他的房間很零亂，他自己帶來了一個 2 米長的大氣墊放在牀上，他說晚上就睡在氣墊上面。我感到很新奇，也上去躺了一下，果然很舒服。

在此之前，我曾經同他討論過爲他寫一本傳記，因此我們談話也就從這裏開始。我開始提問，問他的過去，他的生活，自由軟件的歷史，漸漸地，我發現斯托曼具有無窮的人格魅力，特別是當我瞭解到他當時辭掉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的職務時，他的話語更是詳細，將自己的經歷
娓娓道出，也喚醒了我自己當年辭職而得自由的回憶，“同是天涯自由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們一下子成了好朋友。

（2）處於爭論旋渦中心的自由軟件哲學

free software 這一術語經常被人誤解，因爲英文中的"free"有兩個含意，一個是“自由”，另一個是“免費”。RMS 告訴我，他學習過一年的漢語，所以他知道這個詞的中譯文應該是“自由”，而且很高興我的譯文中是這麼譯的。

另外一個經常被誤解的地方就是 "free software" 不是屬於像 TeX 那樣屬於公用領域內的軟件，而是有版權的，它的許可證稱爲 copyleft，也是根據現代的著作權法建立，但是版權保護側重點不同於專有軟件。專有軟件公司拿軟件的 Copyright （版權所有，或者說版權屬右）來保護出版商的權益， 而自由軟件拿 Copyleft （版權屬左）來保護用戶的權益。

正因爲自由軟件也擁有版權，任何人可以以任何價格按照 Copyleft的規則銷售自由軟件。Copyleft 有多種形式，例如 GPL 就是其中之一。“版權屬左”規則下的自由軟件有兩個特點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必須提供軟件的全部源代碼，二是自由軟件不附帶任何質量保證。前面一點可以爲其他人從源代碼中得到程序的開發思路從而修改完善軟件提供前提，後面一點爲軟件的開發人員從自由軟件的開發業務中得到回報創造了條件，因爲並非人人皆有本事或者能力從軟件的源代碼中反推出軟件原作者的心思，所以，除了銷售軟件的拷貝之外，軟件的作者還可以在用戶要求提供技術服務時向用戶收費 --- 我恍然大悟，頭腦中的疙瘩一下子就解開了！

（3）理想與信念

但是，自由軟件商業模式的問題在 RMS 看來只是一個小問題，根本不值得投入太多的關心，因爲世界上的功力深厚的程序員永遠是一種市場上的稀缺資源，這類人才永遠不會失業。

RMS 關注的問題在於用戶的自由，也就是人的一種權利。因此當我讓他在《開源軟件文集》
上簽名時，他拒絕了，因爲推廣開源軟件的人將軟件的實用性置於自由之上，是與他的理想格格不入的。正是爲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從 1984 年離開 MIT 人工智能實驗室以來的十多年裏，沒有任何薪水、自己沒有房子、沒有自己的汽車，單身一人過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唯一支撐他的就是對自由追求的信念 --- 我面對的不是一個普通的名人，而是一位來自理想國度的聖者。這位先知啓蒙了我對自由的認識，我開始真正覺悟了。

告別時，RMS 說他明年還可能來中國，希望能再次見到我。

下午我離開了南京市，準備飛回武漢，但是到了南京機場後，飛機還沒有來。也許是我的運氣不好，在我的記憶當中，我幾次乘坐武漢航空公司的航班，總是不順利，不是飛機調配未到，就是飛機要加油或者檢修，不能按時起飛。

我之所以選擇武漢航空公司的航班就是因爲它的航班飛機將降落在王家屯機場，在漢口的市中心，離我家更近，這樣可以省掉從天河機場到市內的時間和交通費用，早點回家將護照和證件交給吳教授，沒想到弄巧成拙。等到晚上8點，天已經黑了，飛機纔來，是雙螺旋漿的運-7支線飛機，噪音很大（後來我聽說武漢航空公司的一駕飛機失事了，可能失事的飛機就是那架運- 7 型飛機）。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想乘坐武漢航空公司的班機了。

到武漢家中時，吳教授和我父母正在焦急地一起等着我回來，時鐘已經指向晚上 12 點，真是漫長的一天。但是我絲毫不覺得疲憊，因爲我當天的經歷的東西太多，根本無法一下子安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