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總拿法律說事

最近看到新聞，說“人大”緊急修改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總想對此事議論一下，憋了好幾天了，腹稿都寫了好幾遍，最後還是決定寫在這裏。因爲愛國的熱情燒着我，渾身發熱。如同父母對待孩子那樣，因爲父母愛孩子，所以才教育、批評孩子，甚至打罵孩子。
愛國的主體不僅是民衆，也包括國家的管理者羣體。愛國的表現不僅是全民都唱愛國歌曲，更重要的是要做出愛國的行動。而國家管理者制定的管理國家的措施則是民衆做出愛國行動的指南。因此，國家管理者羣體的愛國教育則更爲重要。
人類社會，無論任何國家和制度，都需要兩個規範，在這兩個看似約束的規範下，每個人都能享受充分的自由。一個是法律規範，另一個是道德規範。
法律規範應用在事後：用來定罪和量刑。法律學上有個名詞叫“犯罪的主觀方面”，定義行爲人對實施犯罪行爲和對犯罪結果的心理態度。簡單來說吧，就是行爲人知道自己的行爲和行爲結果是有危害性的。從這一點上來說，並不是有了法律就避免了犯罪的主觀方面。即法律不能避免犯罪。比如，早就有野生動物保護法了，但在疫情前和疫情後仍然有非法交易；又比如，在疫情期間，全國發生幾萬起與“抗疫”有關的案件，多數案件都是欺騙。有的是拿假冒僞劣的商品欺騙，有的則是直接騙錢。
有法可依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法必依和有法必遵。前者指執法，後者指守法。爲了讓所有人都守法，必須進行普法。普法不是說在新聞節目裏說一下某個法律自什麼時候起開始執行，也不是在互聯網上一貼就完事了。要讓人人懂法，而後纔可能人人守法。舉個例子。父母告訴孩子說：你犯錯誤了就要捱打。那麼父母有責任告訴孩子對錯。如果不告訴孩子對錯，只等着孩子犯錯就打，那是父母的失責。
普法需要真的去普，不是走形式。我知道央視有法制頻道。也有個今日說法的節目，介紹案例的，首播時間在中午新聞後。就今日說法這個節目來說，安排在這個時間段，是什麼人在看呢？是學生？是農民？是工人？是城裏的農民工？還是朝9晚6，還經常加班到深夜的辦公室白領？我個人揣測，這些人都沒時間看。能有時間看都估計都是不工作的，在家沒事的，如退休的人。難道這些人羣的犯罪率高？
正因爲法律不能避免犯罪，至多能起到震懾犯罪的作用，因爲怕被法律制裁（所以作案後都想辦法逃避法律制裁）而不敢犯罪，但並不能從主觀上除掉想犯罪的心理活動。因此需要道德法規管理社會。一個友善的社會，誠信的社會，良知沒有被物慾所矇蔽的社會，可以從主觀上避免犯罪。一個理想的社會是沒有犯罪，這當然不可能，所以設置了法律這個底線。但社會期望的是不要有犯罪的想法，道德規範則是從主觀意願上解決問題，是釜底抽薪的良方。
建設良好的道德規範，主要靠建設良好的社會風氣。建設良好的社會風氣也不能只是喊喊口號，要實幹。從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入手。試想，一個攀比虛榮的社會風氣，其道德必定是敗壞的。泰納的名言：“剝去這個文明人的虛飾，您將發現一隻兇殘而貪婪的大猩猩”。雖然人性本惡，但也有良知。正如王陽明所說的，良知被物慾掩蓋了。需要時時“光明”人的良知，即所謂“明明德”。
“人大”匆匆忙忙修改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不是沒有用，亡羊補牢也是必要的。但是，這麼匆忙的閉門造車，真的很嚴謹嗎？符合社會實際情況嗎？既然從“非典”後至今都十七年沒修改了，而且疫情也席捲中國，即將席捲世界了，難道就不能認真調研後，再做修改呢？一部嚴謹的法律是“人大”愛國的體現，也是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體現。
大概“抗疫”期間，所有人都不能出門，“人大”們也只好坐在屋子裏制定法律，其它的，也沒什麼事可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