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期文學大致可將其分爲三個時間段，五四運動前的綏撫時期，也是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的一個孕育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1936年同化政策時期，然後就是1936年到1945年的皇民化時期。學者王震亞在其文章中將日據時期抗戰文學塑造的形象大致分爲了四類。第一殖民者形象，如《一杆“秤仔”》裏面的“巡警們”；第二反抗者形象，例如楊逵《送報伕》裏邊的自耕農楊明；第三東洋奴形象，諸如賴和筆下的“御用紳士”；再來就是孤兒形象，當之無愧的便是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所刻畫的胡太明。
《亞細亞的孤兒》是臺灣鄉土文學代表作家之一吳濁流的長篇日文小說，小說創作與1943年至1945年，正值中國抗日戰爭的白熱化時期，彼時臺灣正處於日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下，日帝國在臺灣島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殖民文化的強行灌輸和本我民族精神的強烈矛盾使得臺灣人民在日復一日的精神抗爭中彷徨迷茫，像是無依無靠的孤兒，在世間晃盪飄零尋根無果。毫無疑問“孤兒形象”不失爲日據時期臺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吳濁流以文學的形式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出臺灣知識分子在抗日鬥爭中做出的努力。
吳濁流筆下的“孤兒形象”是與同時期大陸文學所展現出的堅韌不屈英勇殺敵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的，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孤兒”也看做是一種英雄。
胡太明作爲英雄，他反抗的是殖民者企圖釘在臺灣人民靈魂裏的奴化思想，反抗的是儒家思想根植在同時代知識分子內心的僞中庸思想，反抗的是那個特殊時代其他人強加他身上的粗鄙的偏見，他從一箇中庸無爲的順民到最後的意志堅強的戰士用了一生的時間。
胡太明的一生和日本的殖民化統治息息相關，出身書香門第的他雖說經書也都讀得不錯但是在日據的大背景下無法避免地受到殖民教育的洗禮，殖民教育雖然強勢但是其中卻夾雜着現代文明的誘惑，這也就導致了胡太陽曾經一度完全認同這類教育。他滿懷願望地想去實現時代賦予自己的使命，他去國民學校教書，親身經歷臺灣籍學生遭受的文化歧視，但那時的他卻認爲憤慨抵抗的人們不過是“生活在小天地中”“心胸過於狹隘的人”。吳濁流沒有通過義憤填膺的吶喊，沒有寫撕心裂肺的質問，僅僅就是通過胡太明一個小小的想法就深刻地展現出了日帝國對臺灣人民思想上的迫害荼毒。在隨後的戀愛事件以及臺籍和日籍教員之間強烈的差別待遇讓胡太明漸漸從“大國民”的軀殼中走出來，認識到內臺平等不過就是一個穿着華麗衣服的巫婆。但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胡太明仍然處於一種混沌不清的狀態，一方面他不願意同傳統的英雄一樣奉獻自身去同帝國主義對抗，與此同時，他即使選擇和廣大受壓迫的人民羣衆同仇敵愾他也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作爲日軍強徵的通譯目睹了日軍在廣州戰場上的慘無人道他也不願意與之同流合污，長期在夾縫中艱難不定的生活讓他不斷對自己產生懷疑，對自己所處的世界產生懷疑，以至於他無論走到哪裏都顯得格格不入，十分孤獨。精神上的痛苦比肉體的痛苦慘烈千百倍不止，但就是在如此艱難的境地下，胡太明在庶弟志南身死的刺激下最終突破思想的桎梏，真正地逃出牢籠，他再也不會憎恨妻子淑春依樣畫葫蘆般的宣傳抗日，再也不會認爲大舉抗日是小不忍則亂大謀，再也不會對於日帝國壓迫人民的行爲袖手旁觀。
他是“孤兒”也是英雄，他在黑暗的道路上，踽踽獨行終究是蹣跚到了終點。
正如作者自己所說“這本小說，我透過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所有沉澱在清水下層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來，登場人物有教員、官吏、醫師、商人、老百姓、保正、模仿青年、走狗等，不問臺日人、中國人各階層都網羅在一起，無異是一篇日本殖民統治社會的反面史話”。在這一出大型史話中，胡太明一樣的“孤兒英雄”卻非一人，他們在思想上在行動上以滴水穿石的毅力鬥爭着殖民統治，他們孤獨，但他們更能戰勝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