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研究、學科都有其假設條件，只有設置了這樣的條件，研究才得以進行。數學幾何中稱之爲公理（公設），不管一個研究有沒有告訴你他的前提假設，但都可以推論出來。當一個學科發展越成熟，其假設條件就會變得越隱形，成了該領域研究者們默認的前提。
然而，前提條件總會出錯，最知名的就是歐幾里得幾何學中的第五公設：若兩條直線都與第三條直線相交，並且在同一邊的內角之和小於兩個直角，則這兩條直線在這一邊必定相交。這條並不簡介的假設爭論長達數千年，並且最終在19世紀誕生非歐幾何。
同樣，經濟學的假設：即理性人（或經濟人），在18世紀由亞當·斯密所奠定，雖然斯密本人並未把人當作完全理性的，這一點在其《道德情操論》中可以看出來。然而，這項假設卻一直以來被當作經濟學的基礎，甚至是其他社會科學也使用了理性人的假設。
比起歐幾里得幾何，在經濟學誕生不到200年，在20世紀便出現了對其假設前提的批判，例如西蒙有限理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等。到了1970年代，心理學發生了認知革命之後，直接對這個假設前提進行了大量研究，並誕生了一門叫做“行爲經濟學”的學科。
學科中假設前提的轉換，可以用庫恩的“範式轉換”來解釋。使用以前經濟人假說，的確誕生了很多經濟學理論和模型，有些有用，有些並不與現實相符，對此的批判可以參閱塔勒布系列著作。
我們回到演化心理學上，這門學科誕生的更晚，同樣在1970年代左右，由哈密爾頓、威廉姆斯、特里弗斯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在後來由E.O.威爾遜、D.西蒙斯、託比和科斯米德斯從社會生物學轉化爲演化心理學，當今最知名的學者就要數斯蒂芬·平克了。
演化心理學的確提出了很多有趣和有用的研究，然而這樣正在建設的大廈，並未將其建在牢固的基礎上。並不是其前提達：爾文的演化論出錯了，而錯在了第二層中級理論。
以戴維·巴斯這本更新了四版的演化心理學教科書《進化心理學》爲例，巴斯將達爾文的一般進化理論作爲基礎，這點是沒錯的，然而在中級水平的理論中，幾項理論基礎都在學術界爭議很大，尤其是以漢密爾頓親緣選擇理論爲核心多奠定的演化心理學基礎：廣義適應度（inclusive fitness）。
親緣選擇理論（Kin selection）的核心就是指漢密爾頓規則，簡單來說，就是生物具有辨識親屬的能力，通常是幫助離自己血緣最近的親屬，依照遺傳度降低，幫助程度也降低。例如，你對於自己親兄弟姐妹的幫助，就超過了對於表堂兄弟姐妹的幫助。
以此爲基礎，巴斯等人做過一跨文化調查，並被不同研究者所驗證，那就是幫助與親屬關係密切程度成反比。
對於遺產分配、祖母幫助等研究也證實了這樣的情況。
然而，這種研究犯了典型的統計學錯誤，研究只調查了人類或者具有親屬選擇傾向的特例，而對於大多數動物並沒有幫助親屬的情況視而不見。
的確，很多動物都能夠識別親屬，但並不意味着這些動物都會幫助親屬。來自動物學的研究發現，大多數動物中，極少會有和親屬分享食物的情況發生。人類也只是其中極爲特殊的例子。
而且，在親屬間進行合作或分享，並不代表廣義適度，或證明親緣選擇理論的正確。如果把合作看作更爲廣義上的，例如細胞和細胞之間，DNA和線粒體之間都會合作，人類之間的合作也是出於“本性”，親屬互惠只是其中的一個較小部分。
再回到經濟學中來，亞當·斯密以及隨後的經濟學也早就指出了，專業化和互相交換，能夠提高彼此之間的合作。只要有一種機制，解決“搭便車”者，那麼自發的合作就會產生。
羣體所產生的文化，包括制度、懲罰措施和流言蜚語等其他手段，能夠將“搭便車”者排除，這種文化就獎勵合作者，而羣體中“自私的基因”就難以擁有立足之地。
從漢密爾頓到道金斯以及其他基因作用於個體的研究者，潛在的支持了經濟學和哲學領域裏的自由主義觀點，自私會導致公利。這種觀點在西方尤其盛行，而支持羣體選擇的人，就容易變成社羣主義，就會變成集體主義，最後專制主義。
雖然道金斯等學者並不大會承認自己這種理論的政治傾向，但非常顯然的，他們致力於批判E.O.威爾遜等人羣體選擇的觀點(見我的文章《道威爭霸之戰》)，威爾遜是研究螞蟻的真社會性的，這種論點很容易垮向集權主義的理論中去。
對於德國和蘇聯等社會的擔憂，然這些學者有所傾向也可以理解，但這種傾向變成了一種理論堅持就不再是科學家應有的觀點了。
因此，承認人等靈長類動物具有遺傳上的等級觀念，並不等於說我們一定要活在具有嚴格等級觀念的社會中，我們畢竟超越了黑猩猩成爲人，我們也能夠建設更加平等的社會，我們比起他們，還有一層文化屬性，這種文化的建制若無法爲自己的社會在與其他社會競爭中勝出，自會改變這種建制。
當然，這並非爲了現有制度的合理性進行辯護，我們還可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