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余绍宋著《寒柯堂诗》由浙江文化印刷公司刊行，诗集中刊有余绍宋于1938年题《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凄然有感，率题二律，殊未尽所欲言也》：
当年谁倡辨华夷？空负才名信足悲。
念乱君真先见及，追怀我晦学吟迟。
平居深识思垂教，穷老伤心反辍诗。
三百年来成绝响，悠悠难忘后人知。
如君岂仅以诗鸣，一卷空留死后名。
意到忘言成绝诣，老来深语见交情。
相称多愧归高士，垂尽虚期范巨卿，
闲展遗编和泪通，天涯宿草已重生。
黄晦闻即黄节，于1935年即离世，余、黄并无唱和诗。此作乃余绍宋读黄诗凄然有感，诗中更是题注频多。余绍宋追忆往事，悲起泪诵。其在题注中自责道：“君之殁也余在杭州，以道梗不能往。君之婿李韶清事后为余言，君易箦时频呼‘请余越园来诀’，闻之怆然。君之志行不逊张劭，而以范式相期，真负死友矣。余其何以为怀耶。”黄弥留之际仍嘱托于余绍宋，而余绍宋称黄为死友，足见两人交情甚笃。
黄节，1873出生于广东顺德，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蒹葭楼主，又号晦翁，别号甘竹滩洗石人。清末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刘师培等人在沪创设国学保存会，刊印《风雨楼丛书》及《古学会刊》并创办《国粹学报》，阐发学术传统，发起民义，伸张民权。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高等学堂监督。1917年，黄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1928年应李济深聘，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省通志馆馆长等。1929年秋复任北大教授，兼清华研究院导师。著作有《兼葭楼诗》《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顾亭林诗说》及《周秦请子学》等。从其生平简介中可以看出，余黄二人虽然治学不同，但余致力史学，尤以方志为主，又工书画，精于书画理论；而黄致力保存国粹，精于音律，两人有许多共鸣之处，且无论是京或粤，生活轨迹也多有交集。
据余子安《亭亭寒柯》书中介绍，余与黄相识于民国初，但并未提及确切时间。宣统二年（1910）秋，余绍宋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成归来，在表伯梁节庵的举荐下，任外务部主事。1911年6月4日，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宪友会”成立大会，余绍宋为70名发起人之一。《申报》1911年6月10日记载，会员还推举出18个省和八旗的支部发起人，其中浙江有汤尔和、马叙伦和陈黻宸，广东有伦明、姚梓芳和黄节。应该说，余绍宋、黄节同为“宪友会”成员，这为他们的交谊提供了平台，但这阶段他们之间并无太多文字交流方面的留存。
现存资料中，余绍宋《春晖堂日记》中第一次提到黄节是1917年2月17日：“前子贤所示天然和尚手札，实系鹫峰和尚，谓是黄晦闻看出，谛视印章，明为瞎堂老人，瞎堂即鹫峰，前人题跋均未看出，足知考矣。”3月4日：“是日子贤出示《岭南诗钞》，知瞎堂为天然和尚别号，晦闻所说误。”4月15日：“九时半汤定之、胡子贤、黄晦闻来，定之师画《江南三月》小幅赠晦闻。”而后在4月22日余又道：“汤定师、胡子贤、黄晦闻、林宰平、尹垚卿来，谈陈殷贿案，为之浩叹。”黄节也是宣南画社成员，但这段时间余日记中涉黄节之事并不多，且此后的二年，日记中竟未提黄节半字，说明黄节并不热衷于参与宣南画社的活动。
直到1919年4月15日才又记：“今日与王亮畴及黄晦闻谈甚快。”可见，余黄交谊并非在书画，但余、黄能“相谈甚快”必另有话题。
余黄之交情，读至余绍宋1922年的日记便知一二。余在2月27日道：“在馆与石友儒、黄晦闻、车湛清杂谈，文忠表伯常谓晦闻诗并世鲜有，故欲将所集文忠师（诗）求其删削也，删去不刻之稿，将来抄与思孝为家藏稿。”
3月11日记：“二时许至修订法律馆，将所编节庵集交黄晦闻阅之，并请其与曾刚甫商酌去取，以晦闻诗学夙为忠表伯叹赞，刚甫则为表伯最得意门生，故以相属也。”
4月11日又记：“黄晦闻以将拙编节庵遗诗校讫送来，签数十条均有见地。”5月25日再记：“竟日编订梁节庵诗稿，以晦闻、刚甫两君互有意见，为一一采录也，夜抄目录三册。”
7月29日还记：“早起到梁宅拜奠表伯，以为其生忌也，并以遗诗稿及黄晦闻校梁诗集陈于几，告以遗诗编成也。
这个阶段，余绍宋正在辑校《节庵先生遗诗》，而黄节诗学夙为诗重唐音的梁节庵鼎芬赞叹，竟以为“三百年来，无此作手”。黄节与梁节庵、曾蛰庵、罗惇曧有“粤东四家”之称，而彼此处世态度不同，其中尤以梁之于黄，一作守望旧之遗老，一为革命之先驱。若说立场观点，可谓壁垒分明，然而仍不碍梁对黄诗之推重。余绍宋将黄节校梁诗集陈于几，拜奠文忠表伯，也足见对黄节诗学之赏识。
黄节之诗，陈散原三立曾评：汪辟疆国垣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记陈癸酉（1933）入都，晦闻乃出全稿就质，散原至为叹服，且尝对人云：“吾早知晦闻能诗，而不知其诗功之深如此！”
次年，散原老人又为黄节《蒹葭楼诗》题辞云：格澹而奇，趋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庄生藐姑射之神人，‘肌肤若凝雪，绰约若处子’,又杜陵称‘一洗万古凡马空’，诗境似之。甲戌初春八十二叟三立读。
卷中七律疑尤胜，效古而莫录辙迹，必欲比类，于后山为近，然有过之而不及也，立附记。
黄节最宗仰陈后山，尝刻有小印，曰“后山而后”。然散原老人说其“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辟疆文集》文中赞黄诗：“北上任教北雍，与旧京诗人如陈宝琛、曾习经、罗惇曧等皆有往还，而诗亦日益高，名日益盛，篇什日益富，南北诗坛无人不知。其诗咽处见蓄，瘦处见腴，其回肠荡气处见孤往之抱；其融情入景处有缥缈之思，而其使人低徊往复感人心脾者，皆在全篇，难以句摘。”黄节久席上痒，声名日大，如著名作家又是学者的朱自清，也是其弟子，且常向其请益学问之事。
乡人刘衍文在《茶庐茶座·陈石遗与黄晦闻》有载，其在浙通志馆时，有一次去看陈友琴师，陈师说你们馆长有一个友人叫黄晦闻的，他诗写得好极了。且说友琴师曾再三强调，晦闻先生的诗不是一般的好，是难得的好。
黄节以诗见长，甚得余绍宋尊重；后因刻《节庵先生遗诗》之缘，又成知己。
1937年前，余绍宋并不作诗，但黄节《蒹葭楼诗》卷二收录的1921-1933年间的一百数十首诗中，赠余绍宋诗或与余有关之诗就达七首之多。1927年余绍宋侨居天津时，黄节作诗《六月二十二日雨中寄余越园津沽》云:
暑雨轩窗尽夕阳，别怀初写重沉吟。
相望咫尺津沽路，一日东南江海心。
人乐有归成隐去，乱生如夏与秋寻。
庭鸟岂为飘风止，向母依巢自昔深。
此时余离开京仅月余，并意南返归隐侍母，黄对余之孝行极为敬佩。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事，6月3日余绍宋在日记道： “晦闻来谈，因告以王静安自杀事。晦闻大感动，至于流涕。静安盖殉清室之难，与晦闻宗旨不同。所以悲感者，晦闻盖有感于名教之衰，又不图汉学家乃有斯人也。”所谓知己，惺惺相惜。而就在余绍宋南归前夕，尚作扇面山水赠黄节，并题:“此种萧疏简淡之致，非吾晦闻莫与赏也。”知黄者，余也！
余南归定居杭州后，黄节又于1929、1931年赠诗两首，诗题均为《寄越园》云:
劳生竟阙修书晦，不向西湖问起居。
飞鸟翠条俱寂寞，了无恩怨入冬余。
又云：
北地花为风雪欺、令人感叹向阳枝。
盆梅未有凌寒格，恐负西湖处士诗。
1928年春，余返京津会老友，黄再诗题《梁卓如属题余越园画山水册，时越园方自衢严北来》，诗云:
莫便逢人写好山，扁舟才过富春还。
游吴不共梁鸿赋，可惜芳时二月间。
余黄二人，不仅以诗相交，于修志之事也尽是相投。1928年黄节被聘为广东省通志馆馆长，致函余绍宋，邀余为总纂，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通志馆准备修志的情况及之间友谊。
“……然志馆远于政治，本无妨碍，一身安全或不至发生影响。卜居宜在东山，但必须争回馆长汽车一辆，方便长行，此层可与端甫言之也。到平后尚无新诗，昨日一雨，已成秋矣。行期何日?乞先函示。手复，并颂起居。弟节顿首 8月24日
志馆每月经费四千七百余元，现以八折且半数发放，实无进行之可言。故必须争回完全经费，方可着手也。又及。”
1929年１月16日，广东省教育厅委托黄节电请余出任广东省通志馆总纂。翌日，余绍宋即覆函黄节：
……顾迭承兄不弃，终不敢再负盛情，以自绝其友。明春元宵后，当赴粤一游，藉聆教益……亦即足以报兄，固不必居其名也。
然，终因时局动乱，路途多险，粤中尤不得宁，以致黄节也离粤居澳门，通志馆经费尤为不足，黄节来函请余缓行。通志馆停办，黄节旋北上，复任北京大学教授。
1926年，余绍宋著《画法要录》初编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扉页即为黄节题并钤印“黄节”。
1932年，余绍宋著《书画书录解题》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此书由黄节署耑，林志钧作序、梁廷灿作跋。
余黄交谊常以书信，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1934年秋。10月7日，余绍宋故地重游，北上看望诸老友，黄节、林宰平等人俱往车站迎送。此后二十余日，余黄两人几乎每日必聚。8日：“晦闻饮新丰楼，得与夷初、仲恕诸君相见，饮后到晦闻家畅谈，至夜十一时归寓，晦闻出示旧画多幅共赏。”9日：“归寓后知戴君亮曾来，晦闻、毅安得来，谈于十一时始去。”13日：“晦闻来谈。”15日：“访毅安、晦闻，在晦闻家谈最久。”17日：“旋赴晦闻家长谈至午，晦闻出所藏杨廉夫手书诗卷极精，为题引首六字‘江山风月福人’，分书，颇为得间。”每日必谈甚久。
10月19日，黄节为余《归砚楼娱亲图卷》题诗，“旋访晦闻，晦闻近不甚作诗，号称辍吟，今日乃为余题《娱乐图卷》，诗云:‘养志丹青亦孝心，不缘文采动吾吟。才名翰墨都收拾，老去从君语特深。”真亲切有味之言也。”
10月26日，黄节又赠余诗一章：“晨起即访晦闻，即在其家食鱼生粥，晦闻闻余将归，意颇惆怅，赠诗一章，诗曰：‘菊晚昨花寒恻恻，离客对花意脉脉。西湖菊本先秋开，只有江山南北。眼前佳色乐无极，乱世相过古难得。短山压檐昔所登，长廊百丈今轩腾。八年此地已迁换，国疆乃与春泮冰。霜花露叶弱不胜，今朝与子扶栏凭。有诗不必似谢鲍，有酒何关救饥饱。别诗离酒共花明，可惜紫蟹非三泖。二十年来燕市氓，日日湖鲈思溉烹。熊掌白鱼美莫媲，赠与何如交广橙。’此诗之妙，非时贤所能领解也。晦闻复以元、明两瓷印色盒见赠，俾作兹游永念，可感之至。”
10月29日，余则为黄所藏《李西涯慈恩寺稿》册子题跋，“晦闻有《李西涯慈恩寺稿》册子，叶誉虎所赠者，张大千告晦闻是赝品不足存，晦闻以示余，则绝精之品也，为题云：‘此册用笔灏气流行，用墨虽淡却甚有精采，可以窥其使转顿挫之妙，绝非赝品。’前日在章式之处得见西涯所书《东祀录略》卷子，其中行草一种正与此同，三日之间获睹西涯两剧迹，可称眼福。西涯行草极劲厚，伊汀洲所自出也，今人只知汀洲而不知西涯矣。”
次日中午，余与晦闻等又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宴饮：“为余留别，到三十余人，一一与余对饮，余到故都未敢开戒，今日且放量饮之，幸未醉，诸君相待之意甚厚，使我终身不能忘也。饮毕复同晦闻、立生、平甫、慎生合摄一照，在水榭茗谈历二小时许，殊有依依不舍之意，诸君坚留，意尤可感。”来今雨轩前五人合影，也是余黄间最后一张照片。
10月31日8时，晦闻在车站送别余绍宋。余到津后，又“得晦闻书，复赠我诗云：‘国计身谋未尽言，又倾残泪入离樽。明朝送别归高士，一醉灯前似邴原。’展读惶悚，我何敢希归高士耶？然晦闻之一往情深，真使我感激至于涕零矣。”不想此别竟成永别，因黄节近已不作诗，或许此诗也是他的最后一首诗。
1935年1月24日，余绍宋得黄节逝世消息，悲痛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得李韶清电知晦闻浙世，悲恸不可言，眼泪夺眶而出，此是生平第一知己，其相关切相敬爱之情事断断非他人所能及，完全出于其至诚，毫无虚饰，终吾之世恐难得第二人矣，哀哉伤哉，终夕不宁。一时又不有前往一奠，因先复韶清一电唁之，十二时许犹不能成寐。胡子贤复自津来电告知，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制，呜呼，晦闻感我之深如是，平生友朋生死之戚未有逾此者矣。”
次日，余绍宋未明即起，作书与陈树人、郑茀庭、罗敷庵、林宰平、胡子贤、李韶清、卢毅安诸人言晦闻逝世事。晦闻一生直谅，道义自持，所为诗自成一家，超逸无以伦比，允宜表彰，以示来学，因与树人诸公谋之。今日本拟作画，而余哀未淡，兴致索然。默思与晦闻夙昔交情，又不禁潸然矣！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无恨，今目我之知己安在耶!伤哉!
余绍宋作挽晦闻联云:“举世颂词华，误矣，公之不朽宁在是；平生感风义，家哉，我所欲吐将向谁。”余绍宋知晦闻平目无积储，身后极萧条。余为此致函叶恭绰等诸老友，请为之经纪其丧。
1月27日，余绍宋又复作一联挽晦闻云:“国计身谋未尽言，我独何堪，忍忆临岐频赠句；才名翰墨须收拾，君今安在，说到相从更痛心。”并跋云:“两月前游旧都与晦公过从甚密。临别晦公两赠诗，别后复有所赠，有云“国计身谋未尽言，又倾残泪入离樽”，又云：“才名翰墨须收拾，老去从君语独深”。展诵遗墨，益深悲怆。前联意有未尽，因用其句更成此联，仍未足以抒吾哀之百一也。”此刻，可知余绍宋失友之痛。
黄节死后追悼会开得十分隆重，几乎近于国葬的标准，前往吊唁者之众，似乎在鲁迅先生出葬之前，民国还从未有过这么壮伟的场面。
黄节归道山一月余，1935年3月1日至4月9日，余绍宋遂有广东之行。此次余绍宋南行也为黄节后事安抚诸子女，故其女婿李韶清也同行。3月6日清晨，余绍宋乘船抵广州，泊西濠口，沧萍并黄节之三女一女俱来码头迎接，“晦闻子天星人颇笃实，其长女韶生已不嫁，次女韶启即韶清之妻，幼女韶佳尚待字也，入新亚酒店暂住，即发电禀告母亲大人，以免慈系。”余绍宋后居黄子静小画舫斋四十余日。
在粤期间，3月12日:“李韶清来久谈，因晦闻山地已定，图书馆亦允为收存书籍，其他各事亦俱有办法，特作书与仲恕、夷初诸君言之。看坟人陈先来见，邵治文来。”3月25日：“李韶清来谈为晦公葬费事，晦公夫人属函达仲恕、夷初、平甫，许之。
经诸好友帮助，黄节墓地已选定，又将黄节所遗藏书交由广州图书馆收藏。其他黄节诸后事也安排妥当，余绍宋这才安下心来，并致函陈仲恕、马叙伦、叶恭绰诸朋友，通告了黄节后事办理情况。点点滴滴，余黄交善，又是何等真诚。
黄节墓志铭由余杭章炳麟撰写，并挽联：赤伏自陈符，严子向心来犯座；黄初虽定乱；管生终日尚挥锄。1935年12月4日，余绍宋为黄书丹墓志铭，他在日记中道：“为晦闻书墓志，不觉潸然，志为章太炎作，文极佳，惜于其生平志事多示尽也。”墓志铭由钱塘张尔田纂盖。
1941年11月17日至20日，余母八十正寿，余绍宋虽不敢举以告亲友，然四方知好早已预知，咸作诗画册叶或立幅来祝。寿日敬以呈母亲大人览，甚加激赏，喜动颜色。然余绍宋在日记中却又这般写道：“忆慈寿六十、七十时，四方所贻诗画到伙，六十时最甚，凡得一千二百余家，尔时林琴南、吴昌硕、何诗孙，陈弢师、梁任公、黄晦闻诸公咸在，海内风流犹未尽泯，故得佳制最多。”追忆故人往事，余绍宋难以忘怀。
正如黄节为余《归砚楼娱亲图卷》所题：“才名翰墨都收拾，老去从君语特深。”余黄二人因宪相识，因诗结缘，以情相交，君子坦荡，至真至诚，不愧互为生平第一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