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我，二伯更爱下雪。
世纪交替的年代，西北山区虽已解决温饱，但生活并不富足，打牙祭，便是农闲时节大家最津津乐道的事了。
二伯生性憨厚，不似大伯般深沉，亦无父亲之暴躁，时常是脖子以上的每一寸地方，都在憨笑中折起黝黑的皱纹，犹如婆娑在茫茫雪原上的一张褐色大网，无畏岁月的屠刀。
农村，是简单的，简单到在一场封山的大雪后，除去几缕炊烟，再无声息。二伯便会在这时踏雪进山，开始一年少有的狩猎。他是个好猎手，总能在雪地杂乱无章的脚印中准确分辨猎物行径，然后下网，围猎，每每总有收获。狩猎归来，扛着猎网，拎着猎物，在凌冽的寒风中，笑成一朵暖阳。农村人是简单的，也是容易满足的。猎物下锅，家长里短的幸福便随着溢出的香味开始渐渐弥漫，直到渗透敦厚的土墙，猫便会掐着步子，在门外等候主人的赏赐。猫大概并不知道，那个大家难得能打几回牙祭的年代，这弥足珍贵的美味，又怎能舍得分它一杯。
那时候，我们便经常盼望着下雪。盼着，盼着，下大武的雪就白了群山，父亲和二伯便又踏雪进山。这次，不是狩猎，是去远方寻找他们的希望。
九十年代初，为了日子能过得好一点点，父亲和二伯便背起简单的行囊，坐着拖拉机，前往下大武乡下矿淘金。小时候，我以为下大武很近，风景很美，长大后我才知道，下大武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西北部，离家700余公里，海拔4300米，高原寒冷气候，年平均气温零下3.8度，全乡人口不足一千，几近人类生存环境极限。
机械设备并不发达的年代，下矿淘金，只得依靠人工采挖，拼的是不怕苦的干劲儿，更拼的，是不怕死的勇劲儿。听父亲讲，进入矿洞，除了无休止的黑暗，便是无尽的潮湿和寒冷。矿洞需窝着身子倾斜向下挖，越往深处，积水越多，整个人便浸在水里，一浸就是十数个小时，直至干粮耗尽，才出洞休息。父亲说，刚浸在水里，刺骨的冷，只得拼命采挖，直等全身出汗，才能稍感暖和，却因裹着厚重的衣物，捂着难受，但又不敢稍作停歇，生怕衣服结冰，导致低温休克。出洞时，需迅速换上干燥衣服，然后揹着矿砂，到近乎冰点的河水中淘沙取金。严寒中，神经会驱使身体瑟瑟发抖，而他们，不得不依靠强大的意志稳住双手，他们害怕因抖动致使金砂流失，那是他们的希望，他们的命！
忙完一切，多是半夜，才开始烧饭。海拔4300米处，水的沸点只有88度，米面无法完全煮熟，只得将就充饥。有时，因过于疲劳，便就着热水，啃下半生不熟的馒头，然后沉沉睡去。梦里，是温暖的火炉，是家人的笑容，是家乡漫天的大雪中，狩猎归来的幸福。
而比寒冷和饥饿更可怕的，是矿井坍塌。矿井每挖深一步，就要及时用木棒搭起架子作为支撑，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马虎。尽管如此，即便是留足了一百万个小心，但脆弱的木棒在巍峨的大山下，又怎能凸显出它的坚硬和刚毅。那些年，太多的淘金人，被永远埋进了矿井，埋在了下大武洁白的雪山下。他们的灵魂，如同那圣洁的雪山，被后世久久敬仰。
淘金回来的父亲，修筑了新家，开始做小生意，办小厂房，后又扎进基建行业，半生折腾，日子渐渐红火了起来，终于也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而二伯，却被乡政府一名干事骗走大半的血汗钱，终究没能在他人生的道路上大有起色，幸好二哥能干会拼，步入晚年的二伯，生活倒也自在。
回家时，父亲和二伯各带回一罐矿砂，久久保存在柜子里，不曾打开。我们时常问父亲那罐子里装的是金子吗？父亲总是笑一笑，便陷入久久地沉默。时隔多年，听完他们的故事，我忽然明白，那罐子里装的，是比金子更宝贵，比雪花更圣洁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命！
年初，听闻老家要整体搬迁，特地回去看了一眼。本想跟她来一场正式的道别，但一站上那片古老的土地，便失去了所有强忍着的倔强。我知道，岁月，终于向她挥下了蓄谋已久的屠刀，她，即将睡去。临别之际，在一片残垣废墟中，忽而升起一缕淡淡的炊烟，淡的失真。不知道是一时的幻觉，还是故乡对我最后的馈赠，但我知道，那，是我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窗外又起大雪，故乡，是否还会有人矗立在山头瞭望远方，是否还会有人踏雪进山，拉起一张褐色的大网？我想，再也没有了吧。
睡吧，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