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我把亞香茅帶回家的那一場旅行，給我十三年來的亞洲之旅畫上了句號。
從亞洲西端的伊斯坦布爾到東端的日本，那場幾乎花了一年的旅行，也是作爲生於日本的我回歸本我的最後一場旅行。
最終，那場旅行耗時一年零三個月，轉了一圈，日本又回到了我的眼前，當我重新關注起這片土地的時候，我才意識到我幾乎已經喪失了這十三年來對日本的記憶。
已經進入八十年代的日本，無論是風景還是家還是人的存在方式，幾乎已經變得讓我看不明白。我就像一個失憶症患者一樣，去重新觀察那每一片風景，每一樣事物，每一個朋友和我住過的家，我重新去聽以前聽過的旋律，摘下並去聞以前摘過的花的香味。我靠着這每一樣事物裏殘存的微弱的記憶，努力拾回對過去的記憶。我在東京穿梭，遙望着東京，聞着東京，觸摸着東京。
當我再次凝望日本的風景，街道和人們時，它們變了。人們變得開朗起來，風景和街道變得規整而乾淨起來，巷子裏擠滿了這樣那樣的東西。只是，有某種不自由的和平之光照耀着人們，讓他們看起來比以前更缺乏生氣了。
而在芝浦的這條運河上釣起那些烏魚卻放任它們乾涸致死的毫無感情的小孩們便是缺乏生氣的最好佐證。
人的喜怒哀樂也好，靈魂也好，開始隱藏地越來越深，生死的界限也變得模糊起來，就好像我這十三年間經過的亞洲各個地方間閃耀着的人性的光輝，到了這片土地上卻被某種看不見的巨大的力量約束，封印着一般。剛剛從旅途中歸來的我的那雙純粹的眼睛裏，最先看到的是那種封閉式的情感流露，只有越過了每個人的那層“地表”纔會湧現各種更豐富的情感流露。
地表下的那個東西，我們就姑且叫它“密室”吧。
如果把那些“密室”看作一種社會現象的話，那就是大家共同幻想着的風俗文化及習慣的一種呈現。如果把那些“密室”看作一種精神病理學的話，那就是一個用來淨化自己的“設施”。
那些密室或是設施是在各個時代的人羣完全互不干涉，甚至是互相懷有恩怨的前提下堆砌起來的。
例如八十年代初，有兩種最主要的“密室”幾乎同時像傳染病一般在日本國內蔓延開來了，它們便是漫才和卡拉OK。我旅行結束歸來後，到處都能遇到這兩種除了日本這個國家以外根本見不到的、最能代表日本國粹的“密室文化”，這實在是讓我有點驚愕。對我來說，人類這種啪嗒啪嗒張開嘴巴的奇異行爲，簡直跟第一次見到水下景觀的“魚族”驚愕地張開嘴巴時的樣子一模一樣。
我就這樣觀察着這兩種“魚族”，然後我逐漸意識到，支撐漫才和卡拉OK這兩種文化習慣的世代間的關聯性。據我觀察，卡拉OK是在昭和第一世代前後開始流行開來的，而正巧漫才流行的時期是昭和第一世代的下一代。在世代間的恩怨中，各種文化習慣早已把根越扎越深。
（D）
現代日本社會爲什麼越來越傾向於“管理”人和事物？
這個問題就好比是在問：我們人類爲什麼總是有要好好活下去的傾向，以及這種傾向的目的一樣，是一個單純卻又費解的問題。
有人可能會說，這種活下去的傾向根植於人類的基因，也就是說，有限的人類生命僅僅是暫時寄生在了基因裏面，一直存活了三億年的並不是人類，只是一種基因而已。也就是說，人類要活下去的傾向僅僅是遵從了基因要活下去的意志，真是一個有趣的詭辯。
套用這個詭辯論，日本人民的基因，是從六〇年代的高度成長期開始轉變的。收入成倍增長的高度成長期中，日本民族的基因驟變成了一種勞動的基因。“提高生產率”“高效主義”“交流與擴張”變成了最高命令，消費成了美德。
我並不打算全盤否定這種理論。大概在那個平窮的年代裏人自然想要變得富裕。但是，從這種理論的結果來看，現在的我們成了一個個揹負着各種悲劇的存在，其中的一個悲劇便是對人和事物的管理。
現代社會開始管理人類，排除異己的傾向，可以說起源於現代商業主義的誕生。
在崇尚生產，效率和擴張的現代商業主義漩渦中，人類和人類生活是爲了生產而存在的一種功能，這與之前提到的、“家”從爲了人類好好生活而存在的一個場所開始變成爲了生產和擴張而存在的一個場所是一個道理。
生產力的理論便是，如果把人作爲一個部件或是一個記號去管理的話，效率就會提高。而人類的情感和行爲是妨礙效率的，擁有風俗文化及習慣的近現代人際關係和社會構造更是沒有意義的。比起家裏擺上神棚、仏壇，讓香火隨着此生和來世的信仰，以及四次元的價值在屋內飄蕩，每天把贖罪意識根植在心中，還不如擺上一個電視機，聽着“奮鬥！”的激動聲音，讓那畫面中映出的物慾不斷地刺激自己，由此寧願斷絕和家人的關係也要勞動，這樣生產效率才能得到提高。
所以“管理”人和事物是爲了提高生產效率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