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悲觀——我讀《雙城記》

我曾讀過一篇童話,據說它是安徒生唯一一篇以中國爲背景寫的童話,這篇童話名爲《夜鶯》,它寫了一箇中國皇帝和一隻熱愛自由的夜鶯的故事。可是,它除了明面上寫着中國,完全看不出一點中國的影子。故事很動人,可它還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非東方故事。如果把故事裏的中國換成任何一個國家的名字,都毫無違和感。而今,我讀着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時,倒常有一種代入感,總覺得這是一箇中國故事——若是把故事中的雙城倫敦和巴黎換成中國任何兩個地名,同樣毫無違和感。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無論是法國大革命還是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還是近代的土改運動、文化大革命,它們似乎都是遠隔重洋的近親,都有着極爲濃厚的血緣關係。

要我去評判這個故事寫得如何,首先,我會批評這部小說開頭之混亂,結局之“團圓”。

小說前三分之一故事並不嚴謹,有些顛倒錯亂,如果要說是作者故意而爲之,以製造時代的混亂之感,倒也能圓得過去,不過我始終不欣賞這種痕跡太重的顛三倒四。結局的“大團圓”模式與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說《奧爾夫·特威斯特》(又譯《霧都孤兒》)如出一轍,危急關頭,英雄總是突兀地出現,生硬地扭轉悲劇局面,這給原本流暢的後半部分文本造成了裂痕。但《雙城記》顯然比《奧爾夫·特威斯特》優秀。從宏大歷史背景的選擇與處理上,人物關係的複雜上,事件的多變與內涵的深刻上,前者都優於後者。

這是一個出色的故事。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的糾纏到最後解開的瞬間讓我拍案叫絕。法國大革命的背景下,貧民翻身做主人,將私仇變成公憤的人們成了嗜血的魔鬼,翻攪着歷史的煙雲。成千上萬的性命被革命者送上了斷頭臺。不論這些頭顱裏曾經是否全都裝着剝削和壓迫。當人們揮動着激情使局勢難以控制時,好像每一個上斷頭臺的人本身都該死。

雖然《雙城記》的價值得到了公認,但也有不少評論者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大概之意是作者的態度明顯傾向於爲那段歷史中的貴族翻案。這種情況類似於中國批評家批評方方的小說《軟埋》。評論者認爲,《軟埋》美化了地主富紳,誇大了土改的罪惡,肆意抹黑土改運動以及主持土改運動的政權。雖然兩者有這樣一點相似,但我認爲,《軟埋》無論從故事到立意都遠遠夠不上《雙城記》的高度。

作爲小說,故事可以進行虛擬杜撰,但作爲有着厚重歷史背景的小說,如果以“敘述真實”的名義去寫,那麼至少要有一個客觀中立的立場,和掌控故事的能力。無論是現實主義也好,魔幻主義也罷,都要有寫作者的心胸和氣魄。《軟埋》雖然選取了一箇中國曆史中具有廣大影響的歷史事件作背景,但是小說的氣量十分狹小,論人物形象,單一片面,論故事情節,乏善可陳,只是用了一個看似悲劇的皮囊裝着並無深度的所謂苦痛記憶,而作者還堂而皇之地賦予這樣一個作品以“敘述真實”的身份,難免引起批判(雖然批判也不完全是因爲作品格局小,作者文筆差。)。

橫向比較,即便是同時代的嚴歌苓同題材小說《第九個寡婦》,其在敘述故事的能力以及塑造人物形象上都遠遠高於《軟埋》,縱向比較,一百多年前的《雙城記》在立意上則有着《軟埋》難以企及的高度。

《雙城記》很容易被解讀爲思想曖昧落後,無視歷史發展的正常需求,暗中斥責勞動人民領導的法國大革命。但是,仔細思索,雖然《雙城記》以法國大革命爲歷史背景,但是作者真正表達的並非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指責,而是對所有人類暴力血腥行爲的指責,以及對歷史悲劇性循環的無望的感嘆——“一大批從舊壓迫者的廢墟上興起的新壓迫者,在這冤冤相報的機器被廢除之前,一 一被它消滅。我看到從這個深淵裏升起一座美麗的城市,一個卓越的民族。經過未來的悠悠歲月,在他們爭取真正自由的鬥爭中,在他們的勝利和失敗裏,我看到前一個時代的罪惡,以及由它產生的這一個時代的罪惡,都逐漸受到懲罰,消亡殆盡。”

作者悲嘆的是舊日的貴族剝削壓迫,促成了今日的貧民變成新的“貴族”,流血和壓迫依舊還在進行。在車輪滾滾的歷史進程中,彷彿只有殺戮能制止殺戮,暴力能制止暴力,可是這就形成了不可解的悲劇命運的輪迴。所以,即便這個故事是以大團圓結尾,但依然充滿了悲劇色彩。當替死的卡頓微笑着走上斷頭臺時,滿篇的文字都充滿了作者的哀嘆。

“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是如此相似。”

202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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