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被譽爲“世界古代第一兵書”、“兵學聖典”，如今日益受到企業領導者的關注，而日本企業家又率先將《孫子》之思想應用於企業的經營管理，堪稱一大智舉。
《孫子兵法》這部生於本土、源於本土，高度濃縮和體現我國人民大智、大學的傳世傑作，其思想和影響在今天已超出軍事領域，深入到政治、經濟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今天在加速推進我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的進程中，作爲身逢盛世的我國企業家和經營者，深入學習和研究《孫子兵法》中關於現代企業領導藝術的方法可供借鑑的思想，有着至關重要的時代價值。本文旨在研究探索其中的幾個核心思想。
一、“擇人而任勢”
孫子在《勢篇》中講道：“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善於指揮打仗的將帥，他的主導思想應放在依靠、運用、把握和創造有利於自己取勝的形勢上，而不是去苛求手下的將吏，因此他就能從全局態勢的發展變化出發，選擇適於擔當重任的人才，從而使自己取得決定全局勝利的主動權。這是孫子對領導藝術所做的一個高度精闢的概括和論述。深入領略孫子“擇人任勢”的思想，對今天企業的領導者和企業家而言，其中蘊含着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和教益。
孫子所講的“勢”，是指由一方向另一方發起軍事挑戰或進攻，由此形成的使雙方或多方面臨的軍事“戰勢”。把它引用到企業經營中，企業謀劃的某一重大經營戰略行動決策或是經營者在市場競爭中所展現的某種（如科技進步、新產品開發、營銷策劃等）競爭態勢，由此會形成各種使經營者面臨的“商勢”。但不論是“戰勢”或是“商勢”，都有一個作爲“求之於勢”的問題。按着孫子的思想，求勢的根本出發點是“取勢”，即在充分利用把握勢態的發展變化中，以勢釀勢，實現克敵制勝的戰略目的，這從《勢篇》的其它論述中可以看出。而要能夠“取勢”，則必須先做到“識勢”。所謂“識勢”，有兩層內含，一方面是對形勢的發展和趨向變化，要有超前認識的目光和謀斷能力；另一方面，是對自己是否具有取勢的條件和實力（主要是是否擁有可以委任並能擔當重任的核心能力人才），要有清醒的認識。不能“識之於勢”，也就難以“取之於勢”，因此，“識勢”是“求勢”的前提條件。正因爲如此，世人把識時務者稱爲俊傑之才。但是，一個統帥者他雖有“識勢”的戰略遠見，身邊也有能夠擔任重任的人才，他卻不能充分使用，最後還會落入“失勢”的慘敗境地。這也是在今天的市場競爭中，企業經營勝敗的一個關鍵問題。漢相諸葛亮對街亭戰略地位的卓識和在搶佔天時地利方面都勝過司馬懿，只因在最關鍵處錯用了馬謖爲將，造成了全軍潰敗，幸虧諸葛亮事先採取了一些保護措施，才避免了全軍的滅頂之災。由此可見，在對形勢的利用和把握中，“任勢”（擇人而任）又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因素。因爲擇人任勢不僅本質地體現了成事在人、人可創造時勢的治業思想，同時也本質的體現了不同人才的能級只有當其價值得到充分的尊重，並處在最適合於充分發揮的位置時，就能產生出最大創造能量的用人法則。卓越的統帥者由於對人才善於因勢而用、量能而使、大膽委任、放手使用，因而能夠依勢造勢、保證戰略意圖的貫徹實施，以奇勝取勢，牢牢把握決勝權。這樣的事例很多。
孫劉聯合破曹之後，諸葛亮料定曹操必敗走華容道。派誰去擔當此路要任，事關重大。因爲諸葛亮從大局考慮，若此時把曹操殺掉，局勢將會更加混亂，變得難以收拾，不利於“三分天下”戰略方針的實現，於是定下“捉而放之”戰略意圖，但又不能明言。關羽是“忠義”之傑，諸葛亮派他去守關，收到了“一舉兩得”之效，若換上張飛，就會壞了大事。由此可見，善於擇人任勢的一舉之妙，可以造勢——創造決定未來全局戰略的時勢。公元２１５年，孫權統兵攻曹，曹操派張遼、樂進、李典固守合肥與之抗衡。曹守軍僅７０００餘人，而吳軍則有１０萬之衆，但張遼等依據曹操“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護軍，勿得與戰”的指示，便取得了反圍城的勝利，這其中的祕訣就在於曹操善於用人。據《三國志》載：張遼“武力過人”，李典“有雄氣”，善於與人協同作戰，“不與諸將爭攻”；而樂進雖然“容貌短小”，但有膽略，他與張遼、李典“統御師旅，撫衆則合，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曹操根據他們各自的長處授以任務，對誰應出戰，誰應守城進行了合理的安排，因而，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曹軍守將不僅能夠使合肥固若金湯，而且取得了反圍城的勝利。在兩個戰例所體現的核心思想是知人善任，隨才器使，適時委任。
一個人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突出的才幹，而最適於某項特定的工作，揚其所長，用其所能，可成人才；抑其所長，用其所短，則成庸才。一個統帥者倘若埋沒了一個人最有價值的長處，就是對人才的催殘和毀滅，同時也是對國家事業的摧殘和毀滅，是最大的不仁、不道。由此可見，善於識才用才者，他本身就是一個大德大才者；反之，他就是一個缺德缺才者。在領導者的實際用人中，不能量才使用、擇人任勢者除其品德素質因素之外，則常常因爲在人才的效益思維上存在盲點。由於人的才能愈大，特長愈突出，其顯露的缺點也往往越多、越明顯，領導者常常對引人注目的缺點看得多，聽得多，乃至將其缺點與優勢的個數相加減，用他的缺點去打擅長點，結果得出人才價值的負值。殊不知，一個人的最大的長處在數量上可能只有一個，但其產生的價值效益卻可大得無可估量。三國時劉備出於爲關羽、張飛之死雪恨，起７０萬大軍伐吳，吳國的形勢岌岌可危。由於孫權力排衆議，大膽起用了一胸懷雄才大略的“書生”陸遜，火燒蜀軍連營７００裏，使吳國轉危爲安。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林肯曾選用過三四位將領，標準是無重大過錯，結果都被南方將領擊敗。他接受這一教訓後，決意起用嗜酒貪杯卻能運籌帷幄的格蘭特擔任總司令，當時有人極力勸阻。林肯卻說：“如果我知道他喜歡什麼酒，我倒應該送他幾桶，讓大家共享。”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對格蘭特的任命，使南北戰爭發生了根本的轉折。管理學家杜拉克有一句名言：“人的長處，纔是一種真正的機會。”大凡高明的領導者無不深明其意：要以人的長處的運用爲機會——善於識察人的長處，擇人任勢，就能不失時機地贏得事業的成功。這正是今天企業的領導者需要學習汲取的用人之道。
二、“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孫子·行軍篇》中說：“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義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軍紀來統一步調，這樣的軍隊打起仗來就必定勝利。平素能認真貫徹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會養成服從的習慣；平素不認真貫徹命令，教育士卒，士卒就會養成不服從的習慣。命令平素能得以認真貫徹執行，是由於將帥與士卒相互取得信任的緣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體現了孫子文武兼施、德威並重的治軍思想和治軍原則。這一思想和原則也同樣適用於管理企業，孫子所講的“文”、“武”之道，也就是今天企業的“硬性”和“彈性”管理。企業管理是一個過程，是管理者向被管理者施加影響和控制的過程，管理又是一種藝術。決定這一過程和藝術的本質對象是人，核心是人。對人的管理和協調，既可以借制度約束、紀律監督、直至懲處、強制等手段進行剛性（硬性）管理，也可以依靠感召、啓發、誘導和激勵、獎懲等方法進行彈性（柔性）管理。科學管理的關鍵在於它的精確性和規範性，即變放任管理爲規範管理，依靠規章制度、法紀和組織職權進行程式化、有序化的管理。它所強調的是組織管理的戰略、體制、結構等硬件，這就是硬管理。軟管理是依據員工的思想、組織的共同價值和文化、精神氛圍進行的人性化、人格化管理。
在孫子的“文治”思想中有以下幾點可供借鑑：其一是施以仁愛，尊重人，關心人。這是他的“文治”思想的本源。他在《地形篇》中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爲愛子，故可與之俱死。”這種仁愛士卒的思想是古今名將治軍成功的一個共同原因。春秋時期魏國名將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垂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今天企業管理中仁愛士卒的思想已有了嶄新的時代內涵。例如，爲了強化企業特有的凝聚力和競爭力，日本企業界就十分注重塑造“人和”、“人貴”的企業文化。日本企業管理的特色之一就是“家族主義”，當職工受僱於某個企業時，就象加入了一個家族一樣，企業領導者好比家長，管理主管就是兄長，所有員工都是企業大家族的重要成員。在企業活動中，就象家庭成員一樣，晚輩要聽從長輩指導，長輩要關心和愛護晚輩。家庭成員之間要互相愛護、互相幫助。每個家庭成員都應愛護這個家，積極參與家庭活動。在日本企業中，經理往往能叫得出全廠職工的名字，十分熟悉每個員工的情況。廠裏還經常組織運動會、聯歡會、納涼會、懇親會、野餐會、忘年會，全體員工或者家屬都參加，以此把員工的感情、利益與企業的命運融爲一體，把企業當作自己的家。其二是善於激勵下屬的功績和實現其自我價值。激勵是管理的最重要的職能，對員工的業績賞不清、功不彰、罰不明的組織，必定是賢愚不分、是非不清、優劣不辨，在這樣的組織中，會使員工的榮感心理和精神動力喪失殆盡。因此，及時而科學地表彰先進和激勵優秀關係到組織活力環境的營造。孫子在《作戰篇》中指出：“取敵之利者，貨之。故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就是說，對於勇於奪取敵人物資裝備的要予以物質獎勵，在車戰中，凡繳獲敵車十輛以上的，獎賞最先奪得戰車的人。在企業經營中，對有功者給予物質獎勵固然重要，而注重精神激勵更爲重要。Ｗ·曼徹斯特指出：“一個人不會把自己的生命出賣給你，但卻會爲了一條彩色的綬帶而把生命奉獻給你。”由此可見，精神激勵在激發人的工作積極性方面所能收到的巨大效果。正因爲如此，日本企業的管理者都特別重視精神激勵。日本一家鋼管廠一個工人發明了一種新的焊接方法，使每次焊接時間從５分鐘減至３分鐘，僅此一項創新，每年可爲企業節省１０億日元。這個工人得到的並不是一大筆獎金，而是最高榮譽獎章，但這一殊榮卻使這位工人感到比得到獎金更爲自豪和滿意！這是因爲他的自我價值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實現。
由此揭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軟管理在今天企業經營中具有很強的激勵作用，採取軟管理的方式主要是滿足員工的高層次需要，特別是自我實現需要和成就感等。隨着社會經濟、科技、管理和現代文明的發展與進步，作爲管理的主要對象的人，經歷了從古典理論的“經濟人”向現代行爲科學理論、人際關係理論的“社會人”的轉變，更加重視社會的心理因素，受人尊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羣體士氣成爲員工的高級需要和追求，也成爲影響個人工作積極性及組織工效高低的關鍵因素。由此而言，今天只有善於創新和實施高層激勵的領導者才堪稱爲卓越者。我國的海爾集團公司在強化建立目標系統、日清日高系統科學化、規範化硬管理的同時，創新激勵，實行海爾優秀工、合格員工和試用通工的“三工並存，動態轉換”政策及合格班組、免檢班組、自主班級的“班組升級制度”，並通過設立海爾獎、海爾希望獎、職工合理化建議獎和以職工命名的小改、小革等形式，對職工進行精神激勵，使每個員工都感到自身價值的存在，使企業形成了濃郁的尊重科學、激勵上進、奮發進取的文化氛圍，由此推動了企業的飛躍發展。
今天我們對激勵本質意義的認識，不在於僅僅把它看作是一般的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而是關係組織事業興衰榮枯的根本制度變革，由此決定着組織事業的前途和命運。古往今來，不論是對指揮作戰的將帥，還是現代企業的領導者而言，其重要性莫不如此。據《史記》載：漢楚相爭之初，項羽用兵４０餘萬，４倍於劉邦，曾經政由己出，號令天下，威震一時，然而，由於他賢愚不分，獎罰不明，“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獎，拔城而不得其封”，“雖有奇士不能用”。所以程平、韓信等部下都擇良木而棲，擇賢主而事，相繼離開了他。由於項羽不諳激勵之道，獎罰不明，不會用人，使得這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最終不免演了一幕“別姬”的悲劇。他留給我們的教訓是至爲深刻的。激勵，在當今的領導藝術中閃爍着時代的奇光異彩，蘊含着精深的科學思想，只有善於學習借鑑和善於開拓創新的企業領導者、企業家才能爲企業注入不朽的活力，創造真正屬於自己的成功之路。
其三，加強教育，統一思想。軟管理工作強調組織共同價值觀念的培育和塑造，通過構造適宜的良好的組織氣候能夠創造先進的思想和積極的態度，這就需要加強思想教育。孫子說，“兵衆孰強？”“教戒爲先”，“士不先教，不用也。”孫子“教戒爲先”的思想，在今天的企業經營管理中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國內外有戰略眼光的企業領導者無一不把職工教育，尤其是政治思想教育置於企業發展的首位，目的在於培養一支高素質的有競爭力的員工隊伍。在這方面日本企業家的育人觀是超前的。
日本電氣會社機工部部長石井慎一郎說過：“只播下種子而不加培育是不夠的。如要使其成長茁壯，必須施以精神上的食糧”。日本最大的摩托車廠本田技研公司創始人本田一郎說得尤其深切：“思想比金錢更多地主宰着世界，好的思想可以產生金錢。當代人的格言應該是：思想比金錢更厲害。”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日《報刊文摘》以題爲《松下幸之助一年前提出和我合資的條件——日本的“技術訣竅”加共產黨的領導訣竅》，發表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會長袁寶華同志的文章說：“這老頭拿出他的一個帳單說：‘我要和中國進行合資，日本出什麼條件，你中國出什麼條件，很重要的一條，我日本把技術訣竅拿到這個廠裏來作爲投資，還有很重要的一條，共產黨領導的訣竅和我的技術訣竅一樣，作爲中國的投資。’”松下幸之助講的共產黨領導的訣竅就是指黨的政治思想工作。作爲資本主義企業的總裁，能如此重視我黨的政治思想教育，能有此深刻獨到的識見，實是難能可貴。今天日本企業所以能稱雄世界，這與他們突出重視職工教育是息息相關的。這在日本企業已經形成一種特有的深入人心的職教文化觀念：日本企業對新錄用的職工都要進行“入社教育”，主要講本公司的創業史，講職工必須具備的奮鬥精神和遵守的信條。教唱“社歌”，背誦“社訓”和“信條”。新職工入社之後公司還會通過多種多樣的日常活動，不間斷地向工人灌輸“集團意識”和“歸屬意識”，在全體員工中形成集團精神。如松下幸之助爲松下電器公司精心培育的７種“松下精神”（產業報國精神；光明正大精神；和親一致精神；力爭向上精神；禮節謙讓精神；順應同化精神；感謝報恩精神）在今天更加發揚光大，她已成爲松下職工的敬業守則，成爲指導公司發展的思想指南。
今天，職工教育已成爲國內外企業發展競爭的一項重大戰略，如果說現代企業家應成爲知人善任的人才家，那麼，他首先應成爲善於施教於人、更懂得怎樣營造人才的教育家。這不僅是時代的呼喚，也是當今市場競爭的急切需要，這是更爲高級的科學和藝術。
孫子所講的“文”、“武”之道——即企業管理的軟管理與硬管理，這兩者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相輔相成。硬管理是軟管理的依託和基礎，對軟管理的實施往往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失去硬管理的支撐，軟管理則難以收到理想的效果。軟管理則是硬管理的“導向器”、“潤滑油”和“催化劑”，能起到硬管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只有實現兩者的結合——文武結合、軟硬結合，才能制勝，取得最佳效果。《孫子·地形篇》指出“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這是說，對士卒如果過分厚養而不能使用，一味溺愛而不能命令，違犯了紀律也不能嚴肅處理，這樣的軍隊，就好比“驕子”一樣，是不能用來作戰的。這時，將帥和指揮們就必須明法審令，用紀律來統一和管理部隊，以使士卒“能使”，“能令”，“能治”，“可用”。
企業是進行現代化生產經營的場所，包含着極其複雜的經營管理系統，包括計劃系統、生產系統、技術系統、質量控制系統、營銷系統、財會系統等等，企業內職工衆多，分屬各系統中，各有不同的職責範圍。要使整個系統象一臺機器一樣，沿着統一的目標高效、快速、有序、協調的運轉，就必須建立健全科學嚴密的組織、管理機構，統一的紀律，完備的規章制度，嚴格的管理法則。同時還必須有一個基於員工的心理、認識基礎之上的組織的共同價值觀、心理文化氛圍和精神氛圍，使職工的創造潛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思想步調朝向同一目標行進。現代企業管理進入了這樣一個硬管理與軟管理有機結合的時代，有效地實現這兩者的結合，是管理工作高效益的源泉，也是企業活力的源泉，這是需要我們的企業領導者、企業家認真學習、探索和研究的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
三、“上下同欲者勝”
《孫子·謀攻篇》中講道：知勝有五，其中之一是“上下同欲者勝。”即是說，官兵同心，上下齊心協力，就可以奪取戰爭的勝利。這是孫子提出的分析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最根本的條件。那麼，怎樣纔會使上下同欲呢？孫子在《計篇》中指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就是說，有道的君王，可以使民衆與他的意願相一致，這樣，民衆在戰爭中，就可以爲國君出生入死而不怕危險。在這裏，孫子提出的“道”是使上下同欲的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孫子在同篇中講道的：“經之以五事——指從道、天（自然時機和社會時機）、地（地理形勢和交通運輸之利害）、將（選擇將帥）、法（軍隊的組織體制、編制和國家的法制）五個方面分析研究戰爭勝負的可能性，即把“道”列於首位。由此可見，“道”在治國、治民、治軍和治業中的重要，也說明有作爲的統帥者和領導者重“道”的意義所在。
孫子所講的“道”是何意呢？指的是政治。他特別強調“民與上同意”，即指國家實行的得人心、順民意的政治——政策、法令、法制等。在現代經營管理中的“道”，有着廣泛的內涵，但就根本而言，是指企業發展的經營思想、經營理念和經營戰略等。在這些根本因素中經營思想是貫穿企業一切經營活動中的根本指導思想和基本綱領，由一系列的指導企業發展的新型經營理念構成。經營戰略則是從企業現實條件出發，充分開發利用企業發展的一切可能性所確定的經營目標的具體途徑和戰略經營決策。經營戰略集中規劃企業發展的長遠方向。因此，一個企業的經營思想、經營理念和經營戰略對企業的發展具有全局性、方向性和決定性作用，關係到組織事業的前途和命運。一個企業倘若在經營思想、經營理論上發生了偏誤，即使有再科學的管理方法，再強大的技術實力，也將難以奏效，必然使企業陷入敗局。由此可見，企業領導者能善於爲企業制定正確的經營思想、經營方針、經營理念和經營戰略，就是最大地關心和體現了員工的根本利益，他就能夠從根本方面調動被管理者的積極性，贏得員工的支持和信賴，做到“令民與上同意”，“上下同欲”。也正是因爲如此，國外的高層管理者都把主要精力和智慧用於籌謀制定企業的經營思想、經營理念和經營戰略，並始終把戰略決策置於企業經營的首位上，以此保證企業不斷走向興旺和發達，以此去煥發全體員工忠於本職、與企業肝膽相照、休慼與共的獻身精神和創業熱忱。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企業領導者學習借鑑孫子令民與上同意、上下同欲者勝的本質思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