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之后,我会记得这个落雨的黄昏

得知先生千古的消息时,我正驱车在江苏探亲。向晚的天空,忽来一阵骤雨。来不及,也不想打开雨刮器。我把车停在路边,任由雨点打落前窗,打到心里。

我与先生相识于世纪之交。2001年,我去江苏翔宇教育集团任职,她打来电话,嘱咐我“立足课堂,扎根田野”,并且要“坚持看书,坚持动笔”。到翔宇后,我谨遵教诲,既做管理又教语文,每月以“杏坛小札”的形式,把所写教学论文、教育手记、课堂实录、读书笔记等编辑成册,凡四五万字,名曰《寻找失落的人文》,寄送先生及朱永新、成尚荣、高万祥等导师、前辈以求指正。她每个月收到阅毕都亲来电话,不乏指点,更多鼓励。有一回,她甚至派了她的高足,一位在读博士来校“跟岗”,说要和我完成一本《关于基础教育诸问题的思考》的教育对话。

不久后,先生自南师大调任中央教科所所长。而我受导师朱永新教授青眼,开始协助他组织编写“新教育文库”,其中有《中国学生基础阅读书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有一次,在苏州会议中心,我去陪先生用早餐。坐定后,她先是笑说:“永新真会剥削人,这不,我这才弄完一个会,后天还得在这里参加他的书目研讨。”然后,她认真地和我打招呼:“我和你的那个对话,恐怕最近是搞不成了,我开完这两个会,回去得做个手术。”后来我们才知道,先生在来苏州开会前就查出乳腺癌。照理,手术治疗是十万火急的事,但她为了工作,为了友情,愣是拖了整一周。

后来,我自翔宇回到苏州,任职于苏州教科院,一方面担任语文教研员,一方面开展生命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说:“有个地方让我去讲生命教育,我缺少研究,不能讲,所以推荐了你。”又有一天,先生打来电话:“这次人家非让我讲,我列了个提纲,想和你先探讨一下。”那一次通话,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先生从生活谈到生命,从陶行知谈到苏霍姆林斯基,条分缕析,令我叹服,让我获益匪浅。后来,她在任会长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生命教育专委会,并亲兼理事长。我有幸成为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目睹她把中国大陆生命教育的研究推向纵深,并收获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一大批中国研究生命教育的“生死之交”。

2016年,我与朱永新、冯建军两位教授共同主编的一套22本、贯穿小学至高中的生命教育实验用书《新生命教育》正式出版。出版社在北京举办首发仪式,先生抱恙而来。其时的她,因为癌细胞转移,几年前又做了肺部手术,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朱老师安排她先讲,本意是她讲完可以先回去休息。没料到,先生讲完并没有起身,而是认真听完石中英、孙云晓、周国平、王开岭等人的发言,甚至和我们一起吃了便饭才离开。那次座谈会上,她指出,在内地生命教育起步较晚,理念普及不足及实施建设尚不平衡的背景下,《新生命教育》的出版实质上标志了内地生命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它起到了带动生命教育、带动教材变革以及带动教师的三个作用。这对我们是莫大鼓舞。

2017年,得知先生回到老家南通进行靶向治疗,我专程前往江苏看她。捧着花进病房时,居然看见先生正伏案写作。一问才知,年会召开在即,本来她答应出席,但因为治疗去不成,就改书面致辞。“致辞就致辞,非写得像论文一样。你是来治病的,还是来工作的?”师公在边上多有抱怨。先生笑了,说:“我不工作,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然后她向我解释,在这个医院,和她同期做肺癌手术的,一个个都走了。“我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因为手头有太多事没有完成,我得做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呀!”那一天,先生精神很好,放下手头工作和我聊了许久。聊起了她的成长史、求学史、恋爱史。聊到她父亲原是“渡江侦察记”中的南京地下党,先是南京新政府首任宣传部长,后在苏州任副市长,有一回她到苏州找父亲,居然是在被批斗的游街车上找到;又聊到师公的家世,以及师公当年在老山前线是如何领兵作战的……我当即怂恿:改天我拿个录音笔来,你俩讲三天,咱出本书。先生笑了:这东西有人看?我说:“必须有!就得让现在的年轻人知晓些过去的人和事。”

2018年,李镇西老师组队,我们一行10来人前往俄罗斯参加苏霍姆林斯基诞生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我写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苏霍姆林斯基?——写在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100周年之际》一文,发在自己简书上。先生的得意弟子李亚娟博士是同行去参会并发表精彩演讲的。亚娟读后,转给了先生看,先生不吝溢美之词,在微信上又大大鼓励了我一番。我私下问先生,身体可好些,先生回复说:还行,还能做些事。转而她问我:我知道你生命教育做得不错,学科教育中的情感教育还在研究吗?我无言以对。

2011年,先生在江苏南通组织举办情感教育国际论坛。会前,她来电话邀我参加:“我看了你不少语文教学的文章,都和情感教育有关,特别是《感悟亲情》这个系列。你读读我的《情感教育论纲》去,我希望你研究一下学科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如何开展情感教育。”我依命而行,认真梳理出一篇论文递交给了大会(后发表在《上海教育科研》),并有幸在会议期间的某个晚上,参加了先生博士生团队的“朱门会”。那晚,看到先生流着眼泪讲到自己的身体和事业,我在心里暗下决心,要把先生托付的任务完成好。可知易行难,人生有许多事情,当下暗许,事后磋跎。

在手机备忘录上一字一句写下这些文字,不只是为了记念,更是为了感恩。很多年之后,相信我还会记得这个落雨的黄昏。它和别的黄昏不一样,因为有悲恸,更有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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