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孜孜以念的三件事：升官发财死老婆。
升官发财那不用说，几乎是所有人——包括女人——的一个共同念到和梦想；而死老婆呢，则是男人独有的专利了。当然，男人也不是打一开始就有那种让枕边的黄脸婆死翘翘的，而是从中年以后，尤其是升官发财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开始滋生并渐渐迫切和强烈起来的。钱锺书在他的作品《围城》里面，借助三闾大学教授汪处厚之口道出了死老婆的好处： “死掉老婆还是最经济的事，虽然丧葬要一笔费用，可是离婚不要赡养费么？重婚不要两处开销么？好多人有该死的太太，就不像汪处厚有及时悼亡的运气。并且悼亡至少会有人送礼，离婚和重婚连这点点礼金都没有收入的，还要出诉讼费。何况自己（汪处厚）骨子里只是个文人，文人最喜欢有人死，可以有题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殡仪馆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会向一年、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陈死人身上生发。“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的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哈哈，先暂停一下。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最早出版于1944年3月，除了此书外，别的书籍和文章题目再也没有嵌进“三百年祭”字样的了。那么，钱锺书是不是借初版于1947年的《围城》（里的这段话）（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来讽刺郭，那就不知道了，还请有此方面关注的高手赐教。
如此一来，念叨“升官发财死老婆”的主语就由男人变成了文人。
再回到主题上来。
那离婚不行么，毕竟同床共枕了几十年么？也行，但不如死了干脆利索，少了许多后遗症。据《资治通鉴》（卷五十五,《汉纪》四十七）载：东汉济阴郡人黄允，以聪明才干闻名当世。当时的宰相袁隗刚好给自己的侄女物色丈夫，看见黄允，就赞叹说：“能得到黄允这样的女婿，心愿足矣。”黄允听到消息，怦然心动，决定抓住这个可以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可自己已婚呀。咋办？离婚呗。遂专程回去态度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再三通融得不到允肯后，妻子夏侯氏哀求说：“既然你不计夫妻结发之情，非离不可，那就请允许我邀请宗族中所有的亲戚到这里集会，容我向大家辞别，以表明我没有错。”黄允也是鬼迷心窍，或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竟然同意了，于是就邀请宗族亲戚集会，在宗亲大会上，夏侯氏揭发了黄允不可告人的十五件邪恶隐私，之后蹬车扬长而去。黄允从此为世人所不齿。一场离婚，高枝儿没攀上，还搞得身败名裂，真是赔了夫人又丢人。
离婚之败举看清楚了吧。
再回到“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的话题上来。也的确，文人——尤其是一些有地位的文人——死了老婆还能在周年是不是的写一些纪念文章，既能赚稿费又能表现自己的情深义重，堪为名利双收。尽管纪念文章谁都可以写，但是写自己的过世妻子，即权威性的追忆文字怕只有自己才有这个特权，别人是不能染指的。
于是中国古代文学里就有了一个专门的题材，也最凄怆的死亡美学：悼亡。
顺便啰嗦一句，不是所有悼念亡者的文字都可称之为悼亡的。封建时代，一对夫妻，如果男人先死，剩下的这位便是寡妇（再嫁当然也可，但彼时困难重重），文人的雅称或自称叫“未亡人”，本意是该随着先夫一块入土的。或者说，倘然夫君先死，尚健在的这位连“悼亡”权利都没有。
著名的悼亡作品有：《诗经 葛生》，潘岳 《悼亡诗三首》，元稹的《六年春遣怀八首》，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陆游《沈园二首》，纳兰容若《沁园春 瞬息浮生》等等等等，堪为不计其数。连市面上销售不错的《浮生六记》实际也是一部悼亡之作。
看看，老婆没死的话，哪有这些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