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劉邦有過這樣一段外貌描寫：“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南北朝的《裴駰集解》一書中引三國時文穎的原話，說：“準，鼻也。”《後漢書》描寫光武帝劉秀時，曾道：“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唐朝的李賢注曰：“隆,高也。許負雲:‘鼻頭爲準’。”許負同樣是西漢人，也就是說在西漢的時候，“準”即是“鼻”的雅言，“隆準”在雅言裏面，就是“高鼻頭”的意思。如果不瞭解各個地方，各個時期的方言和官方話相關知識，沒有看經史學家們的這個註釋，很多人就讀不懂古代的書籍，他們就不知道“準”還有“鼻頭”這個意思。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言，類似於今天說的普通話，清朝叫官話，孔子時代叫做雅言，官方口音，又叫正音。詩指的是《詩經》，書指的是《尚書》。執禮，就是主持儀禮，今天說的當司儀。《周禮》記載“大史”“小史”的贊禮職責，在朝廷舉行祭祀、會同、朝覲等活動時，由大史、小史協同主持儀式。
雅言的說法從周公那裏來的，周公的偉大貢獻中，包括一本中國最早的詞典，叫《爾雅》，爾，或作“邇”，接近的意思。雅，一個牙，一個佳，牙是用來咬文嚼字的。佳，指犬齒，古人視爲發音的基準牙。爾雅，就是用詞要接近準確，發音要接近標準。各地有各地的方言，以什麼地方的發音爲雅言呢，一般是以首都的發音爲雅言。比如現在的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爲標準音，北方方言爲基礎方言。在周朝，就是以國都鎬京的語音，也就是西安話爲雅言了。明朝官話一直都是以南京的下江官話而不是北京話爲正朔。朱棣遷都北京的時候，從南京以及附近一帶帶去了大量的人口，這就是明朝北京人的基礎。所以明朝時期官話基本是江浙滬一帶的吳音。
推廣普通話，是歷代王朝的重大政治工作，《周禮》規定，每隔七年，要各國諸侯的“象胥”，也就是外交人員、翻譯官，要到鎬京來統一培訓一次，一是正音，二是君命文辭的統一翻譯。每隔九年，瞽史，指樂官和史官，要來京培訓一次，也是集中進行文字和讀音，包括樂音的規範訓練。給人正音，還要給樂器調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所以中國能維持統一國家到今天三千年之久，跟推廣普通話也有很大關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孔子是山東人，平時講山東話，他什麼時候講普通話呢，讀《詩經》、《尚書》的時候，他用普通話讀。行禮儀，有正式禮儀活動的時候，他講普通話。
到了秦始皇時期，面對各國不同的文字，又推行了“書同文”，統一各國文字。用簡化的秦文“小篆”作爲標準文字，廢除西周以來的“大篆”和東方六國通行的“古文” 以及其他異體文字。並由丞相李斯和趙高等人領銜編寫小篆字書，規定作爲學童必讀課本，想入仕者要通過考試及格才能擔任官吏。 另一方面由於戰國以來王權加強，官府事務紛繁，公文數量大增，這在實踐中又產生了更爲簡化的字體——“秦隸”。這種書體在民間流行較早，1975年湖北雲夢出土的一批秦 統一前夕的竹簡，其字體就是用墨筆書寫的秦隸。
後人評價秦始皇是一個擁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統一了中國，開創了延續了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制、郡縣制，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就是讓全國統一思想。如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地亞人，原來實際上是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語言，但因信仰不同的宗教(東正教與天主教)，採用不同的文字(基里爾文字與拉丁文字，基里爾文字即斯拉夫文字)，結果分裂成爲兩個不同的民族。彼此之間不能相互理解，就容易分裂。而中國作爲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要用同一種文字，要用同一種度量衡，這樣大家相遇時就可以互相溝通、互相理解了，這些實際上是維繫和凝結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任何開創性都有代價，老百姓從不適應到適應往往有個過程。所以，回望封建王朝史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所有這些具有開創性的朝代，最後都出現了短命的現象。當年秦朝開創性地制定了很多開創性的制度，而且很多制度一直延續了上千年，但是秦朝卻是特別短命的一個朝代，只有幾十年就滅亡了。秦朝之後就是漢朝，漢朝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開創性的東西，它其實整個繼承了秦朝的這套衣鉢，包括郡縣制在內的這些東西，但是漢朝延續了好幾百年。後面另一個開創性的朝代是隋朝，後面延續上千年的科舉制、現在還在發揮作用的大運河等，都是出自隋朝，但同樣隋朝是個曇花一現的朝代，而緊隨其後的唐朝，卻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朝代，也是中華文明的巔峯時刻。
回到原文，正式禮儀活動要講普通話，這是政治原則。就像香港一回歸，香港官員宣誓就職，也必須用普通話，97年的時候，他們講不好，用廣東話笑稱“普通話”是“刨冬瓜”，但也要認真刨。刨了十幾年，現在都刨得不錯了。祖國統一，文字要統一，發音也要統一。
這一點今天看來，意味深長，這是文化傳播的關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