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有過幾次大規模的改革，分別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漢代的晁錯變法；漢代的王莽新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馮太后、孝文帝變法；唐朝的貞元革新；宋朝的王安石變法；明朝的張居正變法；以及清朝的戊戌變法。
（張居正“一條鞭法”實施示意圖。）
歷史上這八次大規模的變法，除了北魏馮太后和孝文帝的變法獲得空前的成功之外，而其他的變法，變法者的命運都非常地悲慘。商鞅變法，商鞅本人最後被五馬分屍；漢代的晁錯變法改革，最後晁錯被車裂；王莽實施的新政直接導致強大的西漢政權走向了盡頭；唐朝的貞元革新，“二王八司馬”王丕、王叔文被殺，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流放；北宋的王安石變法，直接引發了長達百餘年的黨派間的爭鬥；明朝的張居正變法，張居正死後被拉出來鞭屍；清朝的戊戌變法，最後“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
（“戊戌六君子”。）
所以，當我們說起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時，我們總是會含着同情的淚水。
就改革和變法而言，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就是北魏馮太后與孝文帝變法。
北魏孝文帝的變法思想來自於他的祖母口傳心授。他的祖母就是諡號爲“文明太后”的馮太后。馮太后，雖然說是太后，但其實她二十多歲就守了寡，在攫權之後自己便按耐不住寂寞而與很多男人有染。因此其實馮太后在歷史上的名聲並不好，很多史書都記載她風流成性，甚至風流到用性來籠絡權臣，用性來推進變法，用性來處理外交。最可笑的事情就是，當時的北魏與只隔了一條河的南齊發生了邊界之爭，雙方進行了多輪的談判，但是一直沒有達成共識。最後，馮太后把南齊的使臣叫了過來談判。誰知兩人竟一見傾心，在牀第之歡以後，馬上就圓滿解決了久拖不下的疆域問題。
（馮皇后塑像。）
馮太后早期實施的變法其實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惡法之變”。對於變法改革這一件事來說，一次成功的變法，決定因素除了變法的內容要有利於百姓利益之外，更重要的是變法者這個個體的道德力量，這是“良法之變”的前提條件。
但凡任何一場變法都是一次最大程度的利益調整。假如變法者不存公心的話，這必然會使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演變爲擾亂民生的一場鬧劇，這就是“惡法之變”。“惡法之變”的重要特徵就是隻是僅僅出於政治目的，進行簡單的政治改革和頻繁的人事調整。當然，她變法的動機除了採納李衝“政從民生”的建議之外，更多的目的是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她變法的手段和過程帶有明顯的扶植親信、打擊異己的色彩，最後直接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可以這麼說，在馮太后晚年，變法的惡果就已經展現了出來。
（孝文帝畫像。）
但孝文帝在年輕的時候，馮太后曾作《勸誡歌》三百餘篇，又作《皇誥》十八篇，以傳授孝文帝如何修養德行與操守，做一個好皇帝。她還尊重儒學，在京城裏爲孔子立文宣王廟。並且馮太后雖然風流，但習性儉樸，不好奢靡，每天的御膳十分簡單，穿着打扮也十分隨意。她還對佛教十分尊崇，不惜投巨資興建佛寺。今天在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中的北魏佛像就是當時所雕刻。
（雲岡石窟中的佛像。）
在馮太后去世，孝文帝親政之後再一次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變法。孝文帝與他的祖母不同，他更加側重於文化方面的改革。遷都城、易胡服、鑄漢錢、興儒學、重人才、使通婚……這一系列的文化方面的改革，使鮮卑人開始從內心深處開始認知漢家文化，最後達到了“太和中興”的鼎盛局面。我們可以這麼說，正是由於孝文帝成功地推行文化改革，遏止了馮太后變法帶來的惡果，有效化解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在今天的洛陽，那高大雄偉的龍門石窟，正在以無聲的語言向我們講述着那個鮮卑王朝的傳奇故事。
（龍門石窟中的佛像。）
我們具體看一下孝文帝實施的遷都的措施。
北魏在之前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後，孝文帝就下定了決心：必須要遷都，要把都城從平城遷到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洛陽。但鮮卑族已經習慣了北方的生活，在他們的眼中，洛陽是南方，他們不習慣在那裏生活，遷都的話會遇到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而孝文帝想了一個辦法，他動員全國，說要攻打南齊。有一次在上朝時，他把這個南伐攻滅南齊的主張提了出來，果然引起了軒然大波，大臣們說：“這裏不是挺好的嗎，我們爲什麼還要打到南方去？南方都是成片的河流，沒有成片的草原，我們本身是遊牧民族，爲什麼要把馬也帶到那裏去？”
反對最激烈的是拓跋成，孝文帝見到此番景象，直接拍桌子發起火來，說道：“我纔是一國之主，我想要發兵攻打南邊齊國，你們有什麼好反對的？”回到宮中以後，他單獨召見拓跋成，跟他說：“我告訴你，我剛纔對着你你發火，是爲了要嚇唬大家，因爲你是羣臣之首。
我真正的意思是覺得平城只是一個適合用武的地方，在這裏很適合打仗，但是不適合做一個想要發展壯大的王朝的都城，更不適合在這裏廣泛地推廣改革。現在要想移風易俗，要想改革，必須要遷都。
這次我說要出兵伐齊，實際上是以此爲由頭，率領或者逼迫文武百官和那些貴族們以及軍隊跟我一起遷都中原，去到洛陽。”拓跋成也是一個大人物，孝文帝這樣一說，他就什麼都明白了。
公元493年，孝文帝親自帶領三十萬步騎兵南下，大家都以爲他要去伐齊，誰也沒想到此次出行的真正目的是遷都。那個時候正值秋雨綿綿，雨足足下了一個多月，道路非常泥濘，行軍速度非常緩慢。
雖然行軍很困難，並且又受到貴族的阻攔，大臣們也叫苦連天，但是孝文帝卻沒有一點要退卻的意思，他說：“我們興師動衆，如果現在半途而廢，那不是將會遭到後人的恥笑嗎？那既然大家都反對再往南去攻打齊國，那要不我們索性就把國都遷到這裏，你們覺得怎麼樣？”大家面面相覷，但最終也不得不同意遷都。
（孝文帝遷都路線。）
這次遷都是一次壯舉，此前馮太后還在時經常與孝文帝討論遷都的事，但一直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不得已，孝文帝只好想出了這樣一個辦法。
可以這樣說，沒有馮太后的嘗試變法就沒有後來雄才大略的孝文帝；沒有敦厚仁義的孝文帝，就不會成就馮太后實施的變法；沒有變法，馮太后和孝文帝就不會成爲名傳千古的人物。
唐朝的繁榮一定程度上源於北魏，北魏起兵於大漠深處，後來遷都到平成，也就是現在的山西大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
很巧的是，唐朝也是出自山西，當年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奪取長安後，因爲當過唐國公的緣故，因此把新興的國家命名爲大唐。北魏與大唐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說，是一脈相承的；從文化的角度來講，他們更是密不可分：在政治制度上大唐的三省六部制，可以說是照搬了北魏的吏治模式。在土地制度上唐朝實施的均田制就是北魏馮太后與孝文帝變法的精髓；在都城的建造上長安大興城的建造借鑑的就是當年北魏洛陽城的規制。更爲重要的是，唐朝幾位出色的帝王，他們所信奉的民生爲本的治國理念，也是北魏孝文帝一再倡導的思想。
（長安城示意圖。）
但變法也有“異化”的時候，變法者大都是政治強人，隨着變法派的地位逐漸鞏固，很多小人舉着擁護變法的旗幟，簇擁包圍着變法者。他們趁機利用變法者渴望得到社會認可，渴望緩和社會矛盾的心理，陰險的躲在變法者的身後，結黨營私、排除異己。最後的結果是這批陰險的投機分子奪取了變法的成果，享受了變法帶來的一切好處，最後又把變法者打倒在地。
變法出現“異化”的情況，其實在北魏時候就已經發生了。而孝文帝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爲他非常敏銳的察覺到了這批人的險惡用心，並且毫不猶豫的處理掉了這批人，保證了變法沒有走向“異化”，還使用了獨特的方法完成了遷都。正是這種政治敏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功的變法。
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後來宋代的王安石變法就是因爲沒有處理好那些躲在變法者背後的邪惡投機者，最後導致民怨沸騰、矛盾激化，皇帝不得已把王安石罷免回家。
（王安石變法造成的後果示意圖。）
明代的張居正變法在前期一直是比較成功的而到了後期張居正地位穩固，以後，他同樣沒有看透躲在他背後的陰險投機分子，張居正在他們的蠱惑和肉麻的吹捧下，喪失了自我，導致家破人亡，死後還被鞭屍。
前車之鑑，後車之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