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任何一門學說，在經過時間的洗禮後，都會不可避免地與當時提出它的人的初衷背道而馳，產生所謂的“異化”。
筆者在之前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的時候曾經提到過，李宗吾先生絕對沒有想到不過近百年時間他的“厚黑“學說就被後人塗抹得面目全非。同樣，孔子周遊列國，說自己“述而不作”時也沒有想到，後來他以一貫之的君子之道也被不斷扭曲異化，最終在兩千年後的新文化運動時期被罵得一無是處。釋迦牟尼也沒有想到，在他圓寂之後中土大地上會出現浩如煙海的典籍和蜂窩般密集的寺廟。
這樣一想似乎只有禪宗沒有遭到異化，因爲達摩祖師在中國傳播禪宗時一開始就立下規矩：“‘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也就是說禪宗沒有選擇用文字來傳承，而是用“以心傳心”來保證禪宗的純淨。一有文字就會有理解，一有理解就會有偏差，一有偏差就一定會產生異化。所以這也是《六祖壇經》中所記載的六祖慧能雖然大字不識，但是仍然能通曉佛經的原因。只要能“明心”就能“見性”；文字什麼的是多餘的。這樣看來只有禪宗沒有遭到異化了，是吧？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不一定。筆者有自己的看法，禪宗所說的“以心傳心”我是同意的，因爲在人類文化歷史的軸心時期，孔子和蘇格拉底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不立文字、不出著作，因爲他們知道真正的智慧是無法通過文字傳承的，能傳下來的只是一些皮毛而已，例如今天我們讀到的《鬼谷子》之類的書。
但筆者認爲禪宗仍然出現了異化。唐朝是文化的一個大熔爐,禪宗是在唐代由印度傳入我國的，唐朝非常重視文明並且國民受教育程度也非常高,同時也接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文化。所以禪宗一經傳入便在民間引起了反響。既然佛教在傳入時被改造成了今天我們所見到的這麼多的門派，那麼禪宗一定也被改造後才形成了今天的“五家七宗”。
詩人王維晚年崇尚歸隱，一心只想遁入空門，寫詩時詩的前聯大多爲景物描寫，後一聯則側重於禪之理。這對詩的格局演變來說是一件極好的事；但是，他描繪的禪的境界是以自己的感覺來描繪的，而文字一經寫出便立即死去。他帶了這樣一個頭，把禪的精神化在山水之間，後人喜歡模仿與追捧，也學着他這樣幹。
這樣一來禪宗就被定義了，因爲王維等一些人的描繪，禪宗一開始就在一些人的心中被定義了。筆者不能說他們的定義就是錯的，但是你一有定義你就會有執念，一有執念就無法到達“空”的境界。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便是指這一道理。佛家一再強調“不執著”，《金剛經》有云：
筆者在這裏可以大膽地說，禪宗也被異化了，並且它是被異化得最嚴重的一門學說。
我們再把鏡頭轉到儒家學派。
文化意義上來說儒家的話，從董仲舒“新儒學”到宋明理學，儒家的“三綱五常”成爲了教條，而教條正是壓抑人的本性的。孔子倡導壓抑人的本性嗎？孔子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嗎？
不然。
儒家認爲，夫婦關係是人生中最基本的關係。我們的先人就非常的看重婚嫁。“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說的就是要順天理，存人慾。婚嫁時要舉行鄭重的儀式。結婚以後，夫婦之間要相互尊重，琴瑟和鳴。朱熹一再強調“存天理、滅人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女人看做是男人的附屬品，這種做法本身就不是儒家所提倡的觀點。
在儒家早期的著作中，根本就沒有男尊女卑這種觀念。有人以“唯女子與小人最難養也”這句話說明孔子對婦女的輕視，但我們連續上下文來看，你會知道這樣解釋並不準確，因爲這句話後面還有一句話，叫“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
筆者發現人們特別喜歡斷章取義來解釋儒家學說，例如有人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儒家的觀點。“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儒家的觀點嗎？我們要回到當時的語境來看：司馬牛感覺自己很孤獨，人家都有兄弟，偏偏他一個都沒有。而子夏爲了安慰他，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是子夏爲安慰司馬牛所說的話，我們不能簡單的把這句話拎出來就說它是儒家的觀點。
宋明理學的確爲儒家學說思辨化做出了貢獻，在今天來看也要許多可取之處。但這裏有一個問題，儒家學說到底需不需要思辨化？《易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器”；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儒家學說本身就是一種行動哲學，是要在行動中去實踐去達到的哲學，而不是坐在書齋裏談幾句“氣者,理之依也；理生萬物”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關鍵是你談就談吧你還談不清楚,還引得讀書人都在這裏面打轉，造了一層一層的迷霧；當我們去梳理的時候才發現理學簡直就是一團亂麻。儒家學說在這裏已經被弄得烏煙瘴氣了，不管它是不是還還披着儒學的外衣，它與孔孟的儒家學說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我們再從政治意義上來看儒家學說的演變。
孔子周遊列國，但由於學術理想並不符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所以他處處碰壁而不得志。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成爲了官方學說，從此儒家學說得以重振；到隋唐設科舉，讀書正式和做官捆綁在了一起。並不是說讀書跟做官捆綁在一起就是壞事，至少來說，孔子所說“學而優則仕”得以實現；曾子在《大學》裏面所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有實現的機會了。我們可以用明朝的士大夫和宋朝的士大夫做對比爲例來看“讀書與做官”的發展，由此來看儒家學說在另一層面的異化。
《孟子》中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齊宣王問孟子：“商湯放逐夏桀，周武王討伐紂王，有這些事嗎？” 孟子回答說：“在傳記中有這些事。”齊宣王覺得這個回答有失妥當，於是又問：“臣弒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換言之，對孟子來說，爲人君者，當有人君之行，不然就是個“假國君”，甚至是獨夫民賊。
很多年後，當明太祖朱元璋看到孟子這些話時怒不可息，直氣得牙根發癢。
《典故輯遺》上記載：“上（即朱元璋）讀《孟子》，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
朱元璋爲明朝開國之君，亦爲建立明朝“祖制”之君；而孟子爲儒家“亞聖”。由朱元璋讀《孟子》之反應，我們可以窺見明朝廷對儒家之態度。
換言之，朝廷雖在名義上標榜崇學重教，實際上是和真正的儒家爲敵。
在這種情況下，難以有真正的儒家教育，自然也難有真正的儒家師生。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裝出選拔人才的樣子，而人們也裝出都在讀書的樣子。
然後，朝廷和這些朝廷眼中的人才，再一起裝出以儒學爲“治國之道”的樣子。
一切就這樣順其自然下去，一切就像我們小學學過的安徒生的那篇童話一樣——皇帝光着屁股，“穿”着那件其實不存在的衣服，將之作爲一件華服，進行盛大的遊行，而所有人都不敢指出真相，只是人云亦云地讚歎：“我的天！陛下的新衣服真是漂亮！他上衣下的後裙是多麼美麗！這件衣服是多麼地合身！”
皇帝的衣服從來沒有獲得過像今天這樣的讚美。
可是卻沒有一個小孩子站出來說：“可他明明什麼也沒穿呀！”
也許有，王陽明應該算一個，但他不在本篇文章的討論範圍之內。
發生這樣荒誕的事的原因在於，在時人看來，讀書之目的，在於打開功名之門。當時的私塾教育，也是以成功科場爲目的。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學校裏只有以科舉考試爲準繩的應試教育。
由此可以說，對於時人而言，“爲什麼讀書”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根本不需要思考。
按照儒家的觀念，爲學之要，即在於立志、立行。
以此志行，保赤字心，行第一等事，爲大丈夫。
那麼，何爲大丈夫？
對此，孟子的回答是：
而作爲明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爲了鞏固君權，一面屠戮軍功集團，使其無法威脅到皇權；一面又不斷強化科舉制度，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文官集團。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從制度構建的角度來說，科舉制在宋代便已臻於完善。也就是說，在以文官集團爲朝廷的權力基礎這一點上，明和宋並沒有多大區別。
區別在於根本之處，即文官羣體追隨的是天下之公理，還是追隨皇權的一己之私。若是追隨天下之公理，那麼他們既爲文官也爲士大夫；如果他們只是追隨皇權的一己之私，那麼他們名爲士大夫實是竊取了士大夫的名號。
在宋代，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是皇帝與士大夫共商國是，即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皇帝和士大夫集團爲合作關係。
比如，宋人筆記《陶山集》曾記載：王安石常常與宋神宗面爭於朝廷之上，王安石言語激烈面紅耳赤，宋神宗反而一副好臉色對他說：“對，對，你說得對。”
又如，《續湘山野錄》中曾記載范仲淹第一次遭罷黜時，友人送別時說：“此行極光。”第二次遭罷黜，友人說：“此行愈光。”第三次,友人說：“此行尤光。”范仲淹笑着對友人說：“仲淹前後三光矣...”友人大笑而散。
爲什麼宋代的士大夫有如此表現？這是因爲在他們看來，“道統”歸於儒者而不是歸於朝廷，而且朝廷的“治統”還必須要以“道統”爲主；即由儒者“致君行道”。否則就是朝廷在把持天下。
正因爲如此，宋代的士大夫有着以“道”自任的高度自覺，而且擁有強烈的政治主體意識。正如范仲淹在《岳陽樓記》所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在宋代以後，這種“以天下爲己任”的觀念成了絕唱。
換言之，當政治主體只剩皇帝一人，若有士大夫仍然以政治主體自居，那就是朝廷之敵。
在明代，朝廷陽奉儒學之名來強化帝權。其之視天下，爲一姓之私產。那時候的君臣關係實際上是爲主僕關係。儒家學說被改換得面目全非。
比如，朱元璋對《孟子》大動斧錦，命人刪去《孟子》一書中的“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八十五條內容。並且立下規定：“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壹以聖賢中正之學爲本。”
好一個“以中正之學爲本”！明明是以一己之私爲本胡作非爲，還偏要振振有詞地認爲這纔是“中正之學”。
在永樂時，朝廷進一步歪曲儒家學說，並且利用儒家經典的八股取士制度進一步強化，又編撰了以理學爲“基”的《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將之作爲官定的讀本和科舉考試的準繩。
這種情況必然會造成這樣一種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即越是真正的儒者越是拒絕入朝。而入朝者多爲趨炎附勢，陽奉陰違之徒。久而久之，人們就普遍地忘記儒學爲身心性命之學，忘記了讀書的目的在於完善人格，而把“讀書”與“做官”劃上了等號。
一個真正的儒者應該如何呢？
對此，有人曾問孟子：“士何事？”孟子回答說：“尚志。"再問：“何爲尚志？”孟子答：“仁義而已矣。”
也就是說，士之立志，在於立道；士之力行，在行於道。相反，如果舍道而行之，不知其身心所安處，反而“志”於追隨名利，那麼在孟子看來，那不但不屬於立志，簡直可視爲禽獸，因爲這樣的“士”只會助紂爲虐。他們不關心天下安危，裝作看不見百姓疾苦，而只會魚肉衆生。
後來新文化運動時“打倒孔家店”這個口號的喊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在於儒家被異化從而導致人們誤解了真正的儒家精神到底是什麼，這種餘毒在今天仍在有些人中蔓延。
筆者借在宋朝與明朝儒家學說的異化想說明的是，我們不應該再一味地在浪潮裏浮沉，我們應該要低下頭靜靜地觀想先人的廣闊胸襟和“以天下爲己任”的雄心。
再回到文章的第一段，要注意的是，馬克思的學說也被異化得十分嚴重。我們需要追本溯源看看源頭是什麼樣的，我們才能知道中國下一步該怎麼走。
因爲我們必須要知道自己從哪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