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傳統精神文化，大部分人第一反應是孟子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抑或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或是其他的像這樣的句子。
但其實這隻能算是“士人”精神，不能算是“文人”精神。
士人精神強調的是要以天下爲己任，心繫蒼生百姓，樹立遠大理想，士人精神最偉大的理想便是“出將入相”；而文人精神不同，文人精神強調的是個人的精神追求，它是建立在個體的美學觀念之上的，他們這一羣體追求的是個體品格的完善和精神的自由。既有凡人的苦惱又有神仙的自在無憂，這便是他們的最終理想。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士人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儒家的價值取向，文人精神代表了道家某些方面的價值取向。
以士人精神爲價值取向的士人心中堅持着捨生取義，他們堅持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終理想，他們追求者孔子所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說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不顧個人的安危也要展現自己一心爲國的決心。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例如我們熟知的文天祥、蘇武等。
當代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提出了當代自由主義中“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兩個基本概念。積極自由指的是想要自己來治理自己，或者是自己也要參與控制自己生活本身的過程的一個慾望；消極自由指的是希冀一個自由的活動範圍的慾望。
（以賽亞·伯林）
換句話說，積極的自由和：“什麼東西或者是什麼人有權控制或者是干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和成爲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外一件事以及成爲另一種人？”的問題答案有關。在這種意義下，自由是“去做……的自由”。這便是士人精神的另一種解釋。
而消極的自由，和針對這個問題所提供的答案有關：“在什麼樣的一個允許之下，某一個主體，可以、或應當被允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爲他所能成爲的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不受到別人的干涉？”。在這種意義下，自由就是“免於做某事的自由”。若我是自由的，意思就是我並不受到別人的干涉或者強制。不受別人干涉的範圍愈大，我所享有的自由也就愈廣。這便是文人精神的另一種形式。
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並不是自由的兩種分類，它們是一體兩面的東西。換言之，兩者是對同一概念的兩種不同解釋方式，我們不是把某些自由定性爲消極的，某些又歸類爲積極的；而是在判定一個人是否自由之前首先要決定我們要採取何種標準來判斷。如果按照積極的標準來看，這個人可能會是自由的，而反之，我們用消極的標準來判斷的話可能得到的就是相反的結果。
要準確理解什麼是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我們可以通過一個故事來類比。
假設我現在要去喫午餐，我去到餐廳，我能選擇的食物種類有很多，例如米飯、粥或者是水果沙拉，它們的種類和口味也十分豐富，並且今天還更新了菜單上新了菜品，還新開了一個冒菜窗口。但是我自己今天想要喫的是湯麪，所以我徑直走向提供湯麪的窗口處。在這種情況下，我是完全自由的。
但是，讓我們再設想另一種情況：我現在想要去那一家餐廳，去向那一家的提供湯麪的窗口處，是因爲他賣的面的湯特別好喝，讓人有上癮的感覺，我現在是因爲對湯特別上癮所以特別想要快速到達那裏，因爲我看了一下表，我知道面馬上就要賣完了，我去晚了可能會趕不上。我覺得我不是被自己的意志，而是被自己強烈的對湯麪的慾望驅使着要去到那一個窗口處。並且我知道如果我去了那一個窗口我可能會錯過其他窗口的新菜品，因爲它們剛上新數量有限又十分火爆。我希望我能夠自由地控制自己（而不是被慾望控制），從這種非理性的狀態下逃脫出來。
所以，雖然我依然沒有走向其他窗口，也沒有人在路上勸我今天不要去喫湯麪去試試其他口味，但與此同時，我卻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自由的。
這個故事說明了什麼？我們對於自由存在着兩種定義。第一種是外界的主體對我的行爲並沒有產生干涉。只要我在行爲的過程中沒有人試圖或者成功地干涉到我，那麼我就是自由的。不管是實在的行爲還是潛在的行爲。實在的行爲就好比於我徑直走向了賣湯麪的窗口，潛在的行爲好比我在心中對比了一下後纔去了湯麪的窗口，即便當時我想先去其他窗口看看再去湯麪窗口，也沒有人干預我。
另一方面，自由又指自我控制的能力。要成爲一個自由的人，我必須要能夠自控。在上面的例子中，我雖然知道其他窗口可能會有更符合我口味的新菜品，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求湯麪的窗口。這種情況下我沒有充足的自控能力，所以我是不自由的。
概括來說就是，消極自由關心的是我面前有多少門是打開的，有多少門又是關着的，而積極自由關心的是，我能夠持着正當的理由走過正確的門。
那麼在這裏，積極自由類比的就是士人精神，消極自由就代表了文人精神。
士人精神體現在行動中，文人精神體現在氣節和思想中。
“士人精神”在我們的記憶裏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們在此不再展開，我們重點來看一下中國傳統精神文化中的“文人精神”。
而用“文人精神”來概括本篇文章要談的東西顯然不夠準確，因爲“士人精神”中其實也有“文人精神”的體現，中國自古以來往往是文史哲三家不分的，即士人經常也同時是一個文人。那麼應該如何來展開本文想要說的精神呢？
我們不妨這樣來設想：我們建構一個江湖，這個江湖是文人所組成的一個江湖，理所當然的，這個江湖是講漢語，用漢字的。在這個江湖之中有一個精神品格不斷地傳承在各代大俠之中。
首先，我們把這個精神的源頭放在伯夷和叔齊上：
伯夷和叔齊的做法後世評論紛紜，褒貶不一。 筆者在此將他們作爲一個這個文人精神江湖的源頭來看待。他們的做法至少爲後世的大俠樹立了一個典範和象徵，後世會多或少會有點偏離這個源頭，但萬變不離其宗。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積極自由是少部分人才去追求或者是少數人才擁有的自由，他們當中有些人窮盡一生去追求，但是其實追求積極自由的最終結果是：成爲一個君主，並且是隨心所欲的暴君。消極自由纔是正常人所擁有的自由，很多時候我們只能選擇而不是決定，很多情況下我們根本沒有決定的權力，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去做怎麼去選擇的結果就非常之多了。《古詩十九首》的教導是：
《古詩十九首》是絕對意義上的詩，因爲它讀起來鏗鏘有力，令人蕩氣迴腸。“秉燭夜遊”，這是多麼堅決的人生態度！文人最高蹈的精神在這裏被成功點亮。
然後緊接着便來到了魏晉南北朝，《世說新語》，這部記載文人的高蹈精神的一部書，它講述了在文人之中最敏感的心靈是怎麼去面對生活的：
阮籍經常一個人獨自駕車出遊，車上載着幾缸酒，他常常帶着醉意，駕車也無所謂有沒有目的地，只是向前走，遇到沒有路的時候就放聲大哭。
嵇康，長的十分秀氣，整個人透露出一股文藝氣息，但是平常卻不愛打扮，經常披頭散髮，形體如土木一般自然而不加藻飾。
張翰，他在外地做官，見到秋風颳起，就思念起故鄉的鱸魚膾等家鄉美味，於是說到：“人生可貴的是舒適自在，我怎麼能在離家幾千裏遠的地方束縛爲官來謀取功名爵位呢！”於是他立刻命人駕車回歸故鄉。
王子猷，居住在山陰縣，有一次夜裏下着大雪，他一覺醒來，望見窗外白茫茫一片，於是起身在院子裏散步，然後忽然間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戴安道。當時戴安道的家遠在曹娥江上游的剡縣，於是他即刻連夜乘小船前往。經過一夜纔到，到了戴安道家門口時卻又轉身返回自己家中。有人問他爲何這樣，王子猷說：“我本來是乘着興致前往，興致已盡當然就應該返回了，爲何一定要見到戴安道呢？”
“窮途慟哭，土木形骸，禮法豈爲我輩所設；秋風鱸魚，雪夜訪戴，人生只貴適意而已。”他們一脈相承地繼承了這一文人精神，就算是處在極端的消極自由的境地之下，他們依然做到了。
緊接着，有着文人最高潔的心靈的陶淵明寫下了五柳先生的生活：
而後司空圖寫下了足以概括整個文人江湖精神宗旨的《詩品二十四則·典雅》：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這八個字準確地勾勒出了文人江湖的整體形象。在司空圖之後，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個漢語詩人李白，揮筆寫下了千古名篇《將進酒》：
既然時間是如此地短暫，那麼，趁着在青絲蘸雪之前及時千金散盡，所以啊，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中，李白髮出了具有總結意義的感慨：
在李白之後，這種高潔的品格就不復存在了，文人的精神和生活逐漸萎縮，變得猥瑣起來。
文人的江湖在這裏終結，文人的精神也在這裏消亡殆盡。
在今天，我們的自由無可置疑的也是消極自由，我們的難題不在於我們要採取什麼行動，而是在於我們想要成爲什麼樣的人。
當整個大環境都在告訴你要向上爬，要努力賺錢，要學會面對“現實”，要臉皮厚，要道貌岸然，要心狠手辣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回想起文人的精神？
放下那些笨重而且又隨大流的執念吧。要記住，禮法不爲我輩所設，人生只貴適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