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句話得放到整個段落中來理解。
諸葛亮在進行了大段的勸誡，並且對國內事務作出了人員安排之後，開始了對自己跟隨劉備至今進行回憶，其目的是爲了解釋爲何要出師北伐。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我當年不過是個苟活於亂世的泥巴腿子，是先帝不嫌棄我，屈身三顧茅廬，問我天下之事，讓我甚爲感激並追隨。後來在生死關頭，獨當一面，算下來二十一年了。
所以他“躬耕於南陽”是自願的嗎？很明顯不是。話說得漂亮而已，劉皇叔給足了他面子，再三延請，讓他確定自己在劉備集團能夠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他自然就出山了。
他沒有想法，就不會出山，劉備不給他充分權力，他也不會出山。皇叔用三顧茅廬的行動證明了對他的看重，他就出山了。這說明諸葛亮實質上並非一個隱士，他只是臥龍於隆中，躬身待伯樂。
那他爲什麼開始不出仕呢？按他的家族、姻親各種關係，謀個一官半職何其容易？爲何寧可“躬耕於南陽”？他這麼大的名氣，那些軍閥集團就沒有一個對他有興趣？
很顯然並非如此，而是那些人能給他的都不是他要的。
諸葛亮的夢想遠遠超過了普通人的想法，正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他要的是一統天下。雖然到最後也沒有完成，但是孔明從始至終沒有改變過他的夢想。他從來就沒有出來當個官，混個好待遇、好名聲的想法，他要的是有血統、有名聲、有野心、有素質、肯放權的領導人，成爲他抒發天下之志的跳板，而劉備全都合格。至於最後是誰坐上了天子的位置，孔明倒是沒有那種僭越之心。
他受的教育，走到頂，就是爲漢室一統六合，成爲標榜青史的名臣。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雖然天下沒有歸漢，但諸葛亮是接近了自己人臣目標的。
這是一種價值觀。學有所用，學有大用，爲天子用，爲天下用，就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最高追求。
那天下有沒有不想出仕的人呢？
當然有，只不過整個東漢是在劉秀政教合一的綱領下延續，這個教，是儒教。東漢皇帝本身就是大儒，爲天下文人從頭至尾灌輸的就是儒家之家天下的思想。佛教於東漢傳入中原，道教於東漢成型，這兩家思想無形中對經學的沒落起了作用。思想不統一，天下就亂了。而佛、道兩家也是講究消極避世的根源。
隱士隱逸，也是從東漢末年開始，魏晉南北朝開始風行，這和政治動盪有關，也和思想動盪有關。要不然玄學如何能夠興起？
而諸葛亮是在東漢末年沒有被其他思潮干擾的一個正宗儒家知識分子。他的言行都是符合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形象，他的目標就是一個大儒的最好歸宿——匡扶漢室，平定天下。
在那個亂世，隱士思想還沒有普遍形成。文人士子大都以“爲國所用、爲君所用、爲人所用”爲正確的、積極向上的人生價值觀。
說實話，我們最愛看《三國演義》中那些老一輩的英雄事蹟，當老英雄一個個隕落，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就徹底崩塌。人心散了，沒有誰再談仁義，整個中華大地陷入了幾百年的亂世。雖然是亂世，可是再無英雄豪傑。小說裏到了五丈原諸葛亮的燈一黑，後面也就草草了事，可能連羅貫中都覺得沒意思了。
進入魏晉南北朝，不出仕的思想才逐漸成爲高級文人的主流。
其後纔有陶淵明的放棄仕途，成就隱士之宗。再其後纔有陶弘景的“山中宰相”，堅決不出仕。梁武帝問他山中有什麼好，死活不去當宰相。陶弘景回了一首著名的詩：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
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這纔是真正的隱士心態，隱士的價值觀。陶弘景學道修佛，從一開始就絕沒想過當官。陶淵明是當了一會官，覺得實在是黑暗，無法展現自身才學和抱負，憤而歸隱，最終愛上了歸隱。而諸葛亮比陶淵明幸運，遇到了適合自己的平臺，然後通過三顧茅廬確定了自己的地位，立刻就出山了，並且真正施展了自己的本事，實現了自己的人生抱負。
諸葛亮、陶淵明的價值觀是一樣的，他們和陶弘景不一樣。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價值觀，像陶弘景這種認爲自由自在纔是自己的人生價值，而諸葛亮、陶淵明都是認同匡扶天子、爲百姓做事纔是自己的人生價值。只不過陶淵明的運氣比諸葛亮差，所以孔明成爲一代名相，而五柳先生以詩文傳揚後世。
出仕和歸隱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沒有好壞，沒有對錯，只有選擇。
而這種選擇是東漢末年經學沒落之後思想的分化，政權動亂造就的。
諸葛亮選擇了出仕，他的早期蟄伏，是爲了等待時機，而絕不是甘心隱居。
但是說到“不求聞達於諸侯”，也沒毛病。就算他三分天下，到了後來魏吳政權都只認諸葛亮，不認劉禪，他同樣不在乎是否“聞達於諸侯”。他的一生就是爲了做他自己認爲對的事情。至於是否聞達，在他眼中，真的不過是浮名罷了。
他寫《出師表》的時候，心中的目標和在隆中“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是沒有任何變化的。
這麼寫，只是爲了用先帝的特殊禮遇和知遇來淺白解釋自己的北伐動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