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看了臺灣歐麗娟老師的紅樓公開課，感觸頗深。
《紅樓夢》第五十八回《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藕官在山石後燒紙泣念被婆子撞見，寶玉爲其解圍。後寶玉悄問芳官，原來藕官祭的是“死了的菂官”。唱小生的藕官與扮演旦角的菂官在戲裏“常做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場，皆是真正溫存體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日久生情，假戲真做，“雖不做戲，尋常飲食起坐，兩個人竟是你恩我愛。菂官一死，他哭得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芳官等人見他一般的溫柔體貼，也曾問他得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爲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藕官、菂官與蕊官的生死情緣，雖只是戲文的排場，卻處處真情，都只爲風月情濃。勇敢地進入新的感情以及生活，這是對死者的尊重，也是對生命的珍愛。將每一段感情珍而重之，真正地記在心上，而不是拘泥於外在的形式，心中有情，纔是真情。
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過分強調“天理”和“人慾”的對立，在極度的壓抑之下，明中期的王陽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題，從“理”開始走向“欲”。而這之後，明清江南文學思潮演進的一條重要線索便是從“原欲”到“情本”，明清小說其實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明顯的從“欲”到“情”的動態演化過程，比如從《金瓶梅》到《牡丹亭》。
“情本觀”是晚明的重要思潮，馮夢龍在其輯評的文言短篇小說集《情史》序言中曾提出“情教觀”，李贄以“童心說”強調“自然人性”，袁枚的“性靈說”推崇“喜怒哀樂嗜好情慾”，湯顯祖更是提出“至情”的言論——“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然與這些有所不同的是，《紅樓夢》五十八回提出了一種情理兼備的“癡理”觀，張揚了“情”的人文價值，也肯定了“理”在情愛建構中的規範與導向作用，從“情”走向“情理兼備”。
這個“癡理”首先着眼於“癡情”，此亦即《紅樓夢》“書之大旨”。自開卷的 “情僧錄” 到末卷的 “情榜”，曹公之筆皆落在“情”字，這正是曹公繼明後期人文主義思潮 “揭情以抗理”的開明思想的表現。但是“癡理”觀又表現出對晚明“情本觀”的一種超越。“癡理”是將“情”的定義權還諸內心，在心中長存情感的純度、厚度與持久度，而不以生死、婚寡、燒紙等外在形式爲衡量標準，重點在於心靈本身始終不失其根源意義。“情”的執着不是隻有“全無”與“全有”這兩種極端方式，而是可以情理兩全的。
情理兼備，兩盡其道，盡力而爲。當你經歷生活的諸多變化，內心還能去守住一個不存在的幻想而不丟掉它，比一個人孤守一世更來的艱難。一個人是不是至情之人，要由心來判斷，而不是拘泥於外在的形式是否有新人，須知心誠意潔比外在形式更爲重要。你只管問你的心，你的心如果沒有忘了舊人，歷經時間的距離，也沒有把情淡忘。世上沒有哪份愛是獨屬於自己的，愛會失去，但心裏存念便是情分。每個自我都是孤獨的個體，又在相遇中得以完全。
在真情的基礎上，如何對待舊情侶，如何處理新人和舊情、續娶和大節的現實關係，如何擺正情和理的位置，正是藕官的呆話告訴我們的道理，體現了一種與封建性質的婚姻愛情觀念、晚明至情觀都不同的新觀念。
而這種兩盡其道的婚戀觀恰恰是儒家中正思想的體現。
《禮記》曾言制禮之本有三：“夫禮，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表明“緣情制禮”是儒家禮制的基礎。很多學者都認爲《紅樓夢》爲禮教的叛逆之書，但是透過文本，能看出曹雪芹反對的並非是禮，而是程朱標榜的無情之理或虛僞僵化之僞禮。
黛玉偏溺於情，往往不能以理調節，寶釵則相對守理太過，其他女兒也多於情、理兩端各有偏廢。第五十八回藕官一番得新不忘舊的言論道出了此中三味，不忘舊人是“情”，而爲舊人守節不娶也不是“理”，情深不壽，慧極必傷，過猶則不及，中庸方爲道也，所謂以理範情、以情維理是也，不過這個度要把握好，真情始終是其根本。
藕官燒紙又引出了賈寶玉的祭拜觀，跟一場禮儀周到的喪禮相比，憑弔者發自內心的哀傷，纔是喪禮真正的意義所在。“心誠意潔”，有真情，這是最根本的，即便只供“一鍾茶”、“一盞水”，就足夠了，只在“敬”，不在虛名。如《論語》雲：“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甯戚。”寶玉看上去離經叛道，但他離的是假經，叛的是假道。
寶玉讓芳官向藕官轉述時，用了一句“不是孔子的遺訓”，而寶玉所傳達的祭拜觀和藕官的癡理之說殊途同歸，不注重外在形式而注重心誠意潔正是佛道思想的體現。儒家爲《紅樓夢》提供了深情，道家提供了靈性，佛家提供了悲憫。
在芳官眼中，藕官、菂官的關係不是友誼，而是你恩我愛的關係。有一些分析說藕官和菂官的關係是“境遇性同性戀”，是在單性的環境裏混淆了對同性的感情而產生的，筆者不置可否。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把友情、愛情、性親密都放在第三層次情感和歸屬的需要中，與其將二人的關係定義爲“女同性戀”，我更願意稱之爲精神戀愛。同性戀這一概念是西方19世紀以來心理學、精神病學、司法等一系列知識和權力結構下的一種建構，福柯就曾古典友誼的消亡和同性戀關係的產生髮表過論述，而對於中國古典傳統來說，以“性”爲核心來對人進行分類和命名其實是很陌生的觀念。藕官和菂官的關係，最終應落在一個“情”字。
以生命的立場來看，藕官與菂官的愛戀是平等的有共鳴的生命之間的相互迴應。這種迴應帶着對自我生命的肯定，又共同組成了一個新的“自我”，實現了靈與靈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救贖。它向世人描繪了一種超脫的宗教式潔淨的“情”，由這一特殊的“情”，我們可以窺到《紅樓夢》中的生命價值關懷，即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是生命與生命之間的共同認可的精神共鳴。
“藕官燒紙”揭示的最重要的道理是：心意比形式重要得多，不必拘於世俗。《紅樓夢》釋“情”，“情”既是一種感性生存方式，更是人生態度和世界觀，是現實性的生存自由。真情癡意固然可敬，然癡理又另有一分動人。五十八回的回目名是“真情揆癡理”，即“真情”可以幫助我們領略那一分“癡理”，“情”與“理”不一定是二元對立的。真正的情深意重是負重前行既而遇見人生的完滿，“情”由此有了深度，所以叫做“癡理”。心在情猶在，人空未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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