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山難越的時代。
這是一個浮萍飄零無可寄的時代。
這是一個志士拋頭顱文人灑熱血的時代。
“知其不可”是認識，“而爲之”則是偏偏不計較成敗因果而去做，正顯示“倫理”本體高於現象界的認識，顯示了人的尊嚴和不屈從於因果的自由。知其不可而爲之，再沒有比這更悲壯更動人的了。
春秋時代是上古傳統的禮樂文明崩壞的時代，孔子身處那個時代，他不懂得什麼歷史必然性偶然性的所謂的馬克思唯物史觀，他只能說——“不敢不告也”，他無法苛責他人，只能是“欲之言”，或是感嘆“未之難矣”，臨了滿目蒼涼，嘆一聲“吾已矣夫！”。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儒家的“有爲”主義，從另一個方面講，是一種犧牲精神，所謂“示身成仁”是也。這與儒家傳統的價值觀有關，他們以“仁”作爲最高目標，以“義”作爲道德標準，重義崇德，追求人的內在價值，從精神層面上要求自己。
朱熹解“荷簣者”一節雲：“聖人之心同天地，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但若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我個人的理解是，這是一種至善之心，正如程子所言，“至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孔子心濟天下，所以在滄海橫流的亂世中追求理想社會，在多次碰壁之後仍然堅定地爲之奮鬥，但他又深深理解“荷簣者”等人的想法，再如楚狂，孔子會勸解，但絕不會詰難，孔子心有天下，而天下之人又在天下，所以我說，這是一種至善之心。
於至善之心，聖人之仁，正是以天下爲己任。如錢穆解“長沮桀溺”一節所言，“孔子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在我亦有不忍絕之情，有不可逃之意。”我們將其稱之爲“有爲”，從哲學的角度來解釋，正是意識的主觀能動性，是人的內在價值的昇華。所謂“捨我其誰”。